汤恩伯方面，在3月1日认为，“2月下旬以来华北敌调动频繁，似已抽调第三十五师团、第三十七师团、第一一○师团等分段陇海、津浦两路东进南下”(53)。22日得到进一步的情报：“邙山头、中牟一带情况无变化，敌三十五师团确已调走”，第三十七师团则“下落未判明”。汤认为，“按近日情况判断，敌第一线似已接防，将主力集中，是否企图打通平汉或转用他方尚难判定”。此外，同日李宗仁“判断豫南三敌，其出犯日期，至迟约在4月上旬，兵力至少有两三个师团”。(54)蒋介石与军委会方面，蒋在3月8日认为日军修复黄河铁桥后的平汉路攻势，最快在5月下旬。(55)17日，蒋对于日军由伪满调遣部队，认为可能是“最近在平汉路郑州、洛阳发动大规模之攻势”(56)。3月底，军委会在分析了以蒋鼎文与汤恩伯为主的情报来源后，认为日军将华北战力最佳的第三十五与三十七师团大部抽调出国，似将“有力兵团控置于菲律宾台湾地区，增强太平洋防务，巩固本土外围，并掩护南洋侧背安全，期阻止盟军空军基地及反攻之企图”。又因日军在黄河北岸非常活跃，判断日军有可能从黄河对岸发动攻势。(57)但迄3月止，只是认为“倭寇目下似有积极加强决战”，“防我反攻，并准备尔后决战之企图”(58)，“并无积极行动，显系敌鬼佯动”(59)。
蒋介石与军委会认为日军有可能在黄河沿岸发动大规模攻势，但他们均认为日军的重点在太平洋与中南半岛，在华北是处于战略守势，华北日军中精锐的第三十五师团等部又已调离，故日军即使自黄河沿岸发起进攻，其规模也只是局部攻势。又因为受到日军在豫南佯动的迷惑，蒋介石、军委会、李宗仁与汤恩伯等的注意力转移到豫南，担心日军发动沿平汉线南北对进的局部攻势，而不知道日军正在黄河沿岸筹备大规模的渡河攻势。
至于黄河铁桥，3月1日汤恩伯提及“敌已修复”(60)。蒋鼎文等要员屡报“似已修复”。2月11日与3月19日，国军侦察机对其两度进行侦察，认为“尚未完全修复”。3月23日，胡宗南指出黄河铁桥南北两端已修复，但“中间尚未完成”。军委会结合空军情报进行分析后，认为胡宗南的情报“似较属实”。(61)3月30日，蒋鼎文报告“黄河铁桥尚未通车”，4月1日又修正为“可能通汽车、战车，不能通火车”，军委会认为其情报“尚属可信”。(62)实际上，如前所述，日军在3月25日即已完成通行轻型火车与中型战车的轻型轨道，以及徒步部队通过的桥梁。国军各方面对日军是否修复黄河铁桥的判断，不是很准确。
再来看看国军的部署。3月4日所确定的作战计划，是以对抗日军沿平汉线南北对进的局部攻势为主轴：“以打破敌人打通平汉路之目的，拟以主力于密县、禹县以东地区，击破由北南犯之敌；以一部先于遂平（许昌以南）、泌阳以南，迟滞由南北犯之敌，再复转用主力而击破之”，并分别在许昌与遂平的西部山区，以机动部队侧击进攻许昌与遂平的日军，另以他部破坏日军交通线。成功之后，乘机收复邙山头与信阳。(63)但汤恩伯希望只以一个师守许昌，蒋介石不准，于17日命令汤分别以两个师防守许昌与遂平。(64)也就是说，“遂平、郾城、许昌、叶县、禹县各据点……非有命令，任何情况，不得放弃”。邙山头方面，则以一个师坚强抵抗，断敌渡河点。(65)李宗仁也在遂平以西的舞阳、唐河与泌阳等县山地部署大军，计划与日军决战。国军在平汉路的部署是侍从室、李宗仁与汤恩伯共同会商的结果，蒋介石也同意。(66)此作战计划直到5月初的许昌战役，始终未改变，作战方式依循1941年豫南会战的常用模式，即结合阵地抵抗战、机动部队侧击与截断日军后方交通线。对此，蒋鼎文没意见，蒋介石、军委会、李宗仁与汤恩伯也都同意。其中存在的一点分歧，是汤不希望在许昌部署重兵，但他无法改变蒋介石的决定。他们都依据武汉会战后数年在正面战场作战的经验，误判日军是局部攻势，因而准备在许昌与遂平与之决战，而不知道日军的首要作战目标是歼灭国军精锐部队。
（二）4月初至日军渡河前夕的情报判断蒋鼎文多次提到，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飞机与军需品等由关外增援到黄河沿岸，“判断当面之敌……似仍有准备进犯企图”(67)。
汤恩伯方面，4月12日前线部队报告日军运送了200多艘橡皮艇，故判断日军将有所行动。重新查询后，该部却改称“尚未查明究否有无其事”。前线部队关于日军在黄河沿岸聚集大批物资的类似情报，让汤的副司令长官部“感到虚虚实实，如堕五里雾中，判断实在困难”。
所以，当日军从14日起连续三天在中牟一带不分早晚进行“扫荡”，又在17日下午2时以后发起进犯时，国军前线部队、汤恩伯与副司令长官部的幕僚们，均误认为日军是像以往那样小股流动窜扰与彼此“扫荡”。(68)已知“中牟及河防有敌进犯”的汤恩伯及副司令长官部，因为“认为敌人是扫荡”，高级幕僚宋湘涛甚至邀请第十三军上司——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于当晚看戏，第二天早上再返回部队（王未去，但不清楚宋是否去看戏）。(69)军委会方面，4月7日，认为“黄河北岸之敌确有进犯河南之企图，惟目前力量不足正式发动攻势，正在准备中，其进攻之目的在牵制我军策应华中作战”(70)。10日，平汉路南段“合肥淮水流域尚无敌增兵讯息”。军委会综合“各项研究”，认为“敌军目前兵力尚难贯彻打通平汉路之企图”，因而认为“敌打通平汉路”的部署虽有可能，但因为日军在豫东、豫北及信阳等防务“并无增集兵力确报，判断此行动开始须尚待时日”。所以，当14日蒋鼎文报告日军由东北调到开封约两个师团、汽车炮车甚多时，军委会仍误以为日军不过3万人，兵力不足以达成打通平汉线的任务，其目的是打击野战军，扩展泛东地带，为以后的攻势作准备，并无打通平汉路企图。(71)15日，军令部的《敌情周报》大致仍以日军在太平洋战局不利，对华北日军行动的报告以调防居多。(72)此外，据美国方面记载，4月初陈纳德向史迪威提到，日军将发动自珍珠港事件以来在中国最具威胁性的两种攻势：一是准备席卷平汉铁路的河南封锁线，二是攻占长沙。由于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相对薄弱，陈担心其空军基地受到攻击，希望美国空军加强在中国战场的力量，以便掩护国军地面部队。陈又提醒蒋介石，日军将在中国采取攻势，应立即采取必要手段。蒋对这一消息感到意外，但其相关记载与军委会的资料均未提及此事，可见陈之讯息并未受到重视。美军在考虑将空军投入缅甸或中国战场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分歧。后来陈纳德以自己担心遭受日军攻击的是地区问题，使这一争议告一段落。(73)总之，直到豫中会战前夕，蒋介石、军委会与汤部前线部队均已搜集到日军可能渡犯的情报；蒋鼎文报告日军人数众多，但其情报受到质疑，蒋介石与军委会仍判断日军人数不足，认为日军没有能力在4月底之前发动大规模攻势。前线部队因情报来源不足，认为即将到来的只是像过去的小规模战争，没有上报军委会；而在军委会的众多情报中，也未见到这样的情报。
四、日军攻击后国军的情报判断4月17日晚与19日晚，日军分别从中牟与邙山头出击，正式展开豫中会战。日军将国军从邙山头赶走后，依其计划，未参加黄河河畔战斗的机械化部队战车师团（战车约250辆、汽车约800辆）与骑兵旅团，分别在21日、22日夜与25日夜，渡过黄河铁桥，集结在黄河南岸，待机南进围歼汤恩伯部主力。(74)在日军大规模攻势中居于关键地位的黄河铁桥，在战争爆发不久后即发挥了预期的作用。
下面看看国军在情报判断方面的表现。
4月21日至22日，日军从东北抽调约六七万人至黄河北岸。23日至24日，蒋鼎文由伪军将领得知，日军抽集10至12个师团，将以5月5日为总攻日，分由豫北东南各地发动攻势，除将全力进犯郑州、洛阳与潼关外，也企图打通平汉线，日军为“避免黄河强渡损害，有转由铁桥及中牟方面增援，以企扩大战果之企图”，“据报敌此次作战目的系企图占领郑州洛阳及平汉南段”。(75)24日，集结黄河北岸之日军号称10万。30日，得知日军在4月17日至24日有六七百辆装甲坦克与5000余辆汽车由新乡往南开。5月3日，日军由关外运津浦、陇海路约15万人，参加渡犯约6万多人。(76)蒋鼎文不断报告比军委会所分析要多的日军人数，说明在战争初期他担心日军将由黄河北岸展开大规模攻势。但他又转述伪军的情报，认为日军将在5月初发动总攻并攻击多处要地。这说明他不清楚日军的目的是先歼灭汤部，然后才进攻洛阳，打通平汉路。另外，他24日报告日军有六七百辆装甲坦克与5000余辆汽车，此数目已超过两个师团，实际上渡黄河的日军的规模是一个战车师团，约250辆战车与800辆汽车，其报告显然夸大。
汤恩伯方面，在18日破晓以前，前线河防部队已与渡河日军作战；上午10时，国军“第一线各据点均失守”，前线部队由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部署反击。汤恩伯最早发出直接指挥下属的电令是在19日卯时（上午5—7时）(77)，最早呈送给蒋介石的电报也是19日卯时，内容为说明日军的初期目标是打通平汉路(78)。17日晚上至19日卯时前的紧急军情时刻，没有看到汤与上、下级的电讯联系。(79)前已述及，17日下午汤与其幕僚均认为日军的扫荡无关紧要，汤部高级幕僚也计划在当晚邀请王仲廉看戏，其悠闲心态似乎可以佐证对汤恩伯泡温泉并与前线部队中断无线电通讯的指控。
20日，汤恩伯电蒋介石表示其准备向中牟与邙山头反击，计划“举全力对渡犯之敌反攻”。但军委会不同意，蒋介石下令巩固许昌及以西的舞阳、叶县、密县、禹县与临汝等据点，希望以钳形攻势，伺机“以主力机动侧击西进之敌”。(80)汤部属又提及，战争爆发不久，第五战区根据上海消息，多次以电话告诉汤部：“敌寇此次进犯中原的兵力达五十万人，较从来任何战役进犯兵力为大，作战应该谨慎。”前线部队也提到在开封一带下车的日军有两三个师团。不过，汤部认为豫南日军兵力只有四五千人，应该无强大日军由豫南北犯之虞，不太可能发生日军南北夹击的危局。所以在20日上午，汤计划于22日以主力先由许昌、登封、密县等地沿平汉路北攻反击日军，万一反攻不成，可以将机动部队与许昌等县防守部队，较安全地撤至伏牛山区与日军继续作战，也可避免遭受机械化部队的严重伤害。不过，这一计划当天未获战区同意。(81)《蒋介石日记》也说明直到22日晚，蒋与军委会仍不清楚日军行动的真正目的，双方也各有胜负：“晚军事会报敌军在河南动作进退虚实狡诈极矣，突入虎牢关之敌已为我军消灭，而新郑与观音堂今日失陷矣。”(82)综合当时汤恩伯呈给蒋介石的电报与以后汤部属的看法，实际上是蒋介石否决了汤的反击计划，事实上也只有蒋介石能够调动汤部；汤部属将不能反击的责任推诿给蒋鼎文是错误的，可能是不敢直接批评蒋介石。汤部属又忽略蒋介石与军委会早已决定在许昌与遂平各部署两师，准备与日军决战，汤部主力必须在许昌一带侧击日军。此外，汤计划反击时，缺乏22日日军战车师团已在邙山头待命的情报，若蒋介石同意反击，也许会因作战而得知此情报；若是汤在反击前得知此情报而不再反击，报告军委会后，蒋介石与军委会也许可以提早正确判断日军为大规模的攻势，也不至于惨败。
23日，汤恩伯从张岚峰部参谋处得知，日军由东北调进5个师团到黄河沿岸，“似先掠取洛阳，再打通平汉线”。23日至24日，汤转何柱国的情报与判断如下：黄河北敌约3个师团，“其重要点在道清段，有在孟县渡河攻洛企图，巩县汜水亦有渡河准备。此次敌调兵甚多，范围亦大，在对英美决战前，对我野战军必有一打击”，“月来敌军行动绝非以往之换防窜扰虚张声势可比，实乃一决战准备”。(83)此时汤担心日军以洛阳为目标的西进攻势，遂频繁调动禹县、许昌一带及其后方的部队；日军则伪装沿平汉路南进，以避免暴露从新郑西进攻击洛阳的另一目的。(84)22日至24日，平汉路南段的汤部提到日军调动频繁，但不知日军人数与目的，判断可能攻皖北。(85)26日至29日，日军部署攻击许昌，战车师团在黄河南岸集结待命。(86)此时双方没有大战，汤部对于“敌寇的主力，有几天看不出他的真正动向而形成一种消极的状态”(87)。
约在4月23日，汤恩伯已认识到日军人数不少，但由于日军隐匿作战目的，仍不清楚其企图。他认为，日军有可能打击野战军，也有可能渡河先攻洛阳与自信阳出击（二者实为佯动），更顾虑到日军攻击野战军的方向是南北对进。这与蒋介石和军委会对日军打通平汉路的防范，如出一辙。
蒋介石与军委会方面，19日，蒋主观认为“此次敌寇之企图在打通平汉路，实无疑也”(88)。22日，众多情报提到日军运送大量军需品到黄河沿岸前线，军委会以“平汉路之敌近来有打通郑信段交通，以补长江运输困难之说”，担心华中战场的日军第十一军从信阳一带北上，企图夹击第一战区野战军，但第十一军“目下均无大举蠢动之显着征候”。军委会又判断皖南日军第六十一师团之出扰，“似无积极企图”。故军委会判定，“倭鬼近以中太平洋战局日趋严重”，将战斗力较强的日军调离中国，中牟方面的日军番号“仅见”两个独立旅团，日军飞机“极为有限”，“信阳之敌并无动作等观察，似为新旧部队交替后之局部蠢动，打击我野战军，掩饰其抽兵转用”，但中牟一带如果日军再增调两个师团，则打击野战军的“企图似属较大”。(89)29日，蒋介石认为，日军“打通平汉路之目的已甚明显，如何能打破敌寇此一企图是为今日之首要问题也”(90)。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看法也类似于蒋介石与军委会的幕僚们。23日，徐永昌怀疑日军调入关东军，“可能系敌人一面解决伪军，一面犯扰防我”的“欺骗技俩”。(91)24日，徐判断日军目的有三：（一）因抽兵而先发攻势，以防我反攻。（二）声北击南，其目的恐仍在粤汉线。（三）打击有力之汤部，防其活动并妨害我之抽兵。(92)由于23日至29日间日军无强大攻势，29日徐“判断敌现在攻击似属序幕”，“我部队攻击力量不大，如不能一举得手，即为少数敌所牵制，不如监视”，并集结在有工事与有利地形的许昌西部山区“待敌”。(93)可见徐虽误判日军人数不多，但还是认为国军在平坦地区难以对抗日军。
29日，军委会情报作出这样的分析：“豫东方面蠢动之敌为期逾旬，在尉氏新郑各以南，密县以西及汜水虎牢关一带地区使用兵力……总数约在三万之谱，依其作战进展之迟缓，使用兵力之素质及各种征候观察，该敌目下除仅将黄河南岸桥头堡阵地扩大至中牟、郑县、荥泽亘虎牢关之线，以便连络而固河防外，似无积极企图”，而且，平汉线正面战力较强的第三十五师“确已他调”。(94)30日，蒋介石获悉日军进攻许昌后，“预料敌必向南打通平汉路为其目标，判断其主力必将出现，乃令汤恩伯向敌全力决战，如许昌不为敌寇所占，则企图乃可阻制也”(95)。但徐永昌不赞成蒋介石决战许昌的命令，立即签呈：“无论大兵团指导，不应追随敌人应战，且禹县距许约六十公里，至时是否情况已变，禹许间地势平坦，最利敌人，而禹密兵分，有为敌各个击破之虞。于今之计，仍应集结禹临登：（一）俟机打击西进之敌。（二）东向击敌之后，旋奉批准电话令实行第一案矣。”徐还认为，“敌传打通（恢复）平汉铁路殊无理由，余以为主要在打击我汤集团或抢麦，亦可能为掩护换防”(96)。蒋没有接受徐改变部署的建议，并对3月在许昌部署的重兵下令死守，又令汤部主力机动部队侧击日军。(97)汤只好在禹县附近部置主力与日军决战，又以一个军死守禹县(98)，依原来计划，在许昌、襄城、禹县、密县间以钳形攻势反击日军(99)。也就是说，蒋介石误判日军是局部攻势，决定牺牲战力较差的部分许昌守城兵力，以此阵地战结合精锐部队的侧击战，与日军决战，以取得胜利。
5月初，军委会所作情报分析仍误判日军在黄河北岸只是3万多人的局部攻势。2日，军令部第二厅针对4月24日汤恩伯转何柱国关于日军“此次敌调兵甚多，范围亦大，对我野战军必有一番打击”的情报，以及24日蒋鼎文关于日军有10万以上兵力、将在5月上旬发动总攻，以便打通平汉线的报告，仍不确定参加许昌会战的日军兵力是否强大，尤其是在直到29日日军仍无强大攻势的情况下。第二厅提出了以下自认合理详细的情报分析：
（一）“黄河北敌集三师团说已证实不确，渡河攻洛企图目前尚未显着，惟敌渡河材料丰富，准备已久，可能随时实施，然此亦早在我一战区长官部注视防备中，汤副长官对当面之敌应放胆作战，勿顾虑该方面。”
（二）何柱国与汤恩伯“所报敌此次调兵多，范围大，证以情报则第三十五、三十七师团已他调（第三十五师团已在帛琉岛发现），最近在郑州附近与我作战者仅发现第一一○师团及第五十九师团，第四、十五独立混成旅团，第四骑兵旅团各一部，可能有第三战车师团（原在包头，前有转调讯，近因连日敌在平汉路多使用装甲车、坦克车）一部，并无新增部队番号，何（柱国）电所报似敌人反宣传刺激神经之作用”。
（三）“证以连日战况及敌由许昌转向西南襄叶之行动观之，敌之企图似专为打击我野战军。随战况之进展，敌可能再与信阳皖中之敌呼应并进，打通我平汉路（因地形及装备均不利于我军），尔后如华中华南之敌继续蠢动，可能进攻我粤汉线，但就作战所需时间研究之，成功必须在六个月以后，敌如以今年对我决战，时间上绝不可能，即使敌完全打通平汉粤汉两路，亦不过击破我兵力一部，绝不能称为决战……因盟国军事上有连环性，亦难达其战略上之决战目的。”
（四）“历观汤副长官迭次来电转报何柱国各项建议，颇有先入之感，在精神上似已受其理论之支配，故对当面敌情不能随时作正确之判断及了解，本部对其作战已随时指导纠正。”
第二厅又因此前误判由东北调来开封的日军不过3万人，推论日军总兵力无法达成打通平汉线的任务，其目的是打击野战军。其理由如下：
（一）现郑州附近作战者除第一一○师团全部外，其余均系由华北战场零星抽凑而来，其总兵力实不足达成打通平汉线的任务。惟敌军获得新郑密县一带立足地后，有继续保持作其尔后攻势准备地区之可能。
（二）打通平汉路时使用之第三十五、三十七师团最有利，现均已据报他调，另由东北抽调兵力之说虽传播甚久，惟迄无证实条件。惟国军情报机构尚未臻灵活程度，但证明以第三十五、三十七师团他调之事实，目前似无打通平汉路之情理。
（三）敌如打通平汉路，以南北对进为有利，但信阳以南敌兵据报现仅约2万，并无“行动征候”。所以，蒋鼎文所报日军5月上旬总攻的判断，“尚难符合”，“须再待情报证明方能断定其企图如何”。
（四）蒋（鼎文）电称日军5月上旬总攻，现郑州附近已开始作战10日，如待至5月上旬再发动全部攻势，似有逐次使用兵力作战之不利，与原则违背。
（五）衡以敌军在豫中目前态势，如继续西上攻略洛阳，适暴露其侧背于汤兵团有被侧击歼灭之虞，倭寇行动一惯慎重，必不取此，如尔后将我军压迫于登汜（登封、汜水）山地后，以一部牵制，移其主力，由平汉路正面平坦地带南窜，与信阳附近之敌呼应对进，搜寻我野战军主力，施行逐次打击，则我军因防阔兵单，有被敌各个击破之危险。
第二厅还针对法国军事代表团翁布朗中校4月27日当面向第二厅厅长郑介民所提“越南方面极可靠之情报，倭寇企图开始打通平汉、粤汉两铁路”一事，提出不同的意见：
（一）倭寇打通平汉、粤汉两路，代替江运海运时，应由郑州信阳及岳阳广州等地对其所需之兵力时间与价值等……已先后作项目详细研究，并已拟具对策准备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