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初期的平汉路战役（豫中会战），日军以大规模兵力与机械化部队的闪电战，造成国军惨败。国军惨败的重要原因是蒋介石与军委会情报判断错误后，作了错误的军事部署。情报判断错误的原因，除日军保密措施良好、国军电讯被截听外，也因长期以来前线部队普遍提供夸大失实情报，造成军委会不信任，军委会遂主导情报判断的真实性。军委会情报判断错误有两个重点：（1）在日军从黄河北岸准备至发动攻势的初期，始终误判为如往常人数不多的局部攻势。（2）日军目的是歼灭国军主力，却误判为打通平汉路，因此将军队部署在地形平坦的许昌，企图以阵地战配合附近山区精锐部队进行侧击，以便击破日军。国军在许昌失利，在匆忙奉命撤退的混乱中，通讯中断，遭日军围歼而导致惨败。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刘熙明（作者系台湾苗栗亲民技术学院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原题为：国民政府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情报判断一、前言1944年4月，日军为挽救不利的太平洋战局，在中国正面战场集中大规模兵力，发动代号为一号作战（或称太陆打通作战，中国称豫湘桂会战）的战略反击，企图打通日本本土通往东南亚的平汉与粤汉铁路大陆南北交通线，并摧毁威胁日本本土与东海海洋交通线安全的中国西南部空军基地。一号作战的序幕战是日军自北岸渡黄河，沿平汉路向南发动攻势，在河南省形成的豫中会战（又称中原会战、河南会战或由日文译为己号作战，日本称为京汉作战或コ号作战），豫中会战大致包括前期4月17日至5月初的平汉路战事，以及中后期日军进攻洛阳与灵宝的战役。此役前期的平汉路战事，国民政府军队（以下简称国军）以惨败收场。
国军此役惨败，正面战场的实力本来就不如日军是原因之一，但造成重大损失则是始料未及。国军惨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情报工作的失误。此役爆发前至会战后的5月初，在搜集日军情报过程中，不论中央与前线，均获悉日军有打通平汉路的行动，也制定了防范计划。国军从中央制定战略与部署部队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到责任战区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负责平汉路作战的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以及汤部前线部队等各级单位，均须依赖各种管道的情报，以便了解日军的战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行动。当时中央与战区前线对日军的情报判断，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情报互动过程，如何导致了国军的惨败，正是本文分析的课题。
关于此役国军的情报判断，过去的研究较少。日本官方的《河南の会战——一号作战（一）》提到了国军的部分情报以及日军的因应措施，但没有分析国军的情报与其军队部署之关系。①台湾的一些着作，包括白崇禧的回忆在内，对国军的部署计划没有提出负面看法，认为国军失败原因是日军的战车部队能使其战局迅速发展。②其中，《抗日御侮》还指出，此役日军的兵力优势较之淞沪会战与武汉会战时，实有过之，但没有说明日军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战役时，国军为何仍采取牺牲惨重的正面抵抗。③大陆叙述正面战场的重要通论学术着作，均以“失败”或“惨败”等词来形容此役国军的状况，但未提及其情报判断。④《维基百科》（wikipedia）的“一号作战”条目提到：“相较于日方于战前彻底之准备，中方于此次应战实处于极度不利情形之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和参谋长史迪威不仅在人身关系上冲突达到最高峰，同时，对于日方作战动向与情报判断上亦多所失误。尽管1944年初重庆方面即获得对方在华中及长江流域有非常活动之情报，并在2月以后，对于日方准备打通平汉线和粤汉线攻势情报也越趋清楚，但以后局势之展开仍出其所料之外”⑤，也未提及情报为何判断失误等相关内容。
此役牵涉的当事人，主要包括蒋介石、蒋鼎文与汤恩伯。《蒋介石日记》事后记载：“此次战略错误，则战术自必溃败矣”⑥，但“战略错误”及其原因究竟何指，并未说明。蒋鼎文在1944年6月的第一战区检讨报告中提及，“对敌装甲部队缺少防战装备”、“作战部署未能适合指导方针”、“兵力极度分散，且又配置重心过偏于南”⑦，其内容也未说明失败与情报之关系。后来他在台湾接受口述历史访谈时，含蓄地说明了失败的部分原因：“统帅部所得情报未尽正确，因而处置未尽切合实际”⑧，还是未能详细说明相关内容。
汤恩伯部的河防部队首先面临日军渡河攻击时，据一百多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指责，他竟然在距郑州前线五六百里外的鲁山泡温泉，虽然带了译电员，却与部队失去联络。⑨但参政员要追究他的责任时，他却推卸给共产党与河南民众，又得到了蒋介石的庇护：“今天你们要求严办汤恩伯，那就办我好了”⑩，因而未受军法处分(11)。
大陆出版的回忆录也提及，战后不久汤在陈诚奉命召开的检讨会上，被迫担起败战责任，但私下却将责任推给蒋鼎文。(12)汤部高级幕僚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抗战纪实》一书中指出，前线部队情报失灵与不熟悉闪电战，否则中央就不会下令汤部在平原地区与日军决战，尤其是日军出动包括装甲师团在内共8个师团（约20万人）的大规模攻势，汤部竟误判日军只是像武汉会战后的诸多战役一样，“使用兵力不足”，认为战争至多是3个师团的“窜扰扫荡性质”。此外，此书将败仗责任推诿给蒋鼎文。(13)1964年，台湾的汤部含蓄指出，此战役失败有中央战略失误的因素。(14)1978年，汤部第三十一集团军（附最精锐的第十三军）总司令王仲廉认为，“上峰作战计划，仅限于平汉路作战计划”，“此为上峰指示作战精华所在”，造成汤部副司令长官部的幕僚们判断“敌人进犯企图，只限于平汉线；估计敌人使用兵力，最大限约四至五个师团”。(15)汤与其部属的看法，涉及了有关战略与情报的内容，但未说明中央与前线部队在情报判断上的关系为何。
本文结合上述资料，利用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有关军委会搜集情报及情报分析为主的资料，来探讨蒋介石、军委会、蒋鼎文与汤恩伯等领导人与机构在此役中的情报判断与惨败结局之间的关系；并透过这一课题，来探讨蒋介石与军委会在部署正面战场的决策过程中与前线部队情报判断之间的关系。
二、日军制定作战计划与对国军的情报判断（一）豫中会战前的军事环境与日军制定作战计划的过程日军在1938年攻占黄河北岸的开封与新乡后，本来打算继续渡河攻占郑州与洛阳，以便建立中原根据地。因国军掘黄河形成庞大的黄泛区，日军难以大规模渡河攻击国军，造成豫中会战前双方沿着新旧黄河两岸对峙的局面。1941年初豫南会战期间，日军自豫南沿平汉路三路北上，首要目标是打击豫中国军主力汤恩伯部。(16)当时日军使用约6万多兵力，如前述被国军认为是“兵力不足”的“窜扰扫荡性质”。国军作战方式是侧击与“避免与敌正面决战”(17)，即“以一部于正面行持久抵抗，牵制敌人之主力，一部向敌后截断其交通，主力由外翼侧击而击灭之”(18)，来挫败日军目的。
1941年9月至10月初，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10月初，华北日军为了策应此役，第三十五师团自中牟（约在郑州东边的新黄河对岸）渡新黄河攻占郑州后，曾企图沿平汉路南攻；10月底战事结束，日军放弃郑州，渡河北返。但日军为了方便以后进攻黄河南岸，在黄河铁桥南岸西侧大多为断崖复杂地形的霸王城邙山头（约在郑州西北边附近一带）建立桥头堡阵地，驻守两个步兵大队与一个炮兵大队。此后直到豫中会战约二年半期间，双方大致维持此一局面。(19)日军驻防邙山头后，得以更安全地修复黄河铁桥，以便自黄河北岸运输庞大渡犯兵力与机械化装备。
此二年多期间，黄河南岸的平汉路虽无大规模战事，但仍有军事冲突。包括日军以小部队扫荡国共势力，国军以小部队轮袭日军，中共的抗日游击战，国共之间亦有小规模战事。直到1944年初，因太平洋战局对盟军有利，国军又计划较长期的反攻部署。(20)此外，1942年以来，国军时有日军自黄河渡犯以便打通平汉路的情报。(21)日军确实有大规模攻势的计划。1942年上半年，日军已有打通中国纵贯铁路的构想。同年底，日军取消攻击四川的计划，转而决定在1944年1月至2月打通平汉线，以确保华北至武汉的补给线。此后随着太平洋战局失利，企图一并打通粤汉路，以便衔接中南半岛与摧毁西南部的盟军空军基地。日军1943年12月的最初计划是在1944年6—7月，以4个月时间先攻击粤汉与湘桂路，接着在11月上旬攻击平汉路。又因战局变化，计划6月初先实施粤汉与湘桂路作战，再将平汉路作战时间提早至7月初，兵力至少达一个战车师团与三个步兵师团。(22)但1943年12月下旬至翌年1月初，日军依更详尽的兵棋演习制定“一号作战计划大纲案”，以“湘桂作战所需兵力推算的结果，需重复使用华北方面的作战兵团，且由于长江船只的关系，对战略兵团与部队之武汉集中，有必要利用平汉沿线作战地区的陆路”，因而将一号作战的序幕战提前至4月下旬，由平汉线北段发动渡黄河攻势，并调动在包头的战车第三师团。不过，1月中旬仍有幕僚指出，在4月底之前发动豫中会战很困难，必须延至5月底；甚至认为渡黄河很困难，如果要利用足以实施豫中会战的兵力与物资，还不如实施进攻西安的作战。经协调后将发动攻势的日期定为4月20日，作战目的是歼灭汤恩伯部主力。2月下旬，日军确定在4月17日夜首先从中牟出动，于18日黎明渡过黄河，若成功对中牟国军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则可长驱西攻郑州，并从后面威胁邙山头的国军据点，以便在邙山头正面攻击国军阵地，如此可以掩护日军主力机械化部队从黄河铁桥渡河。(23)日军在豫中会战的战略目的，除了打通平汉线外，首要目的是歼灭其认为战力最佳的汤恩伯部，尤其是最精锐的第十三军。(24)日军认为，如果能够击溃第十三军以及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部支援第一战区的第一军等两支国军核心部队，将会使其他部队支离破碎。所以，日军主攻指挥官“坚持作战目的以捕歼汤恩伯部队为优先”，“藉此方可打通平汉沿线地区，也才可同时攻克河南最大的政略与战略要冲洛阳”。(25)日军完成作战计划后，认为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攻势，兵源必须妥为筹划。由于太平洋战争失利形成战略守势，1943年秋天以后，日军从中国抽离不少兵力到南洋，因此造成兵源短缺，除必须放弃部分华北占领区的“治安”工作外，也要从满洲与日本本土等地增援兵力。(26)以豫东为例，1944年3月中旬以后，日军放弃小据点，向新乡等地集中，并由伪军接防。(27)另一方面，关系到军队与辎重渡河的黄河铁桥能否修复，对日军来说十分关键。日军希望最迟在4月上旬修复，在3月25日，已提早完成通行轻型列车与中型战车的轻型轨道以及徒步部队通过的桥梁。而用于以机械化部队进行闪电战的战车第三师团，已于3月18日由包头调到平汉路北段待命。(28)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是在太平洋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以攻代守的战略反击。照理来说，为了攻击中国西南部的空军基地，距离较近的湘桂路应是最先目标，这也是日军的最初构想。但因为打通湘桂路的兵力必须由华北支援，因此日军确定优先打通平汉路。至于发动攻击的时间，日军原以为不能在4月底之前，甚至有可能要到夏天，但因黄河铁桥提早修复，得以如期发动。日军将歼灭汤恩伯部提升为豫中会战的主要目的，是在1944年初以后，以期打通平汉路，防范华北国军实施战略反攻（下文将作说明），并藉歼灭汤部来摧毁国军的抗战意志。
（二）日军对国军的情报判断日军决定发动规模庞大的豫中会战，当然会密切关注对手动态，更何况国军也有反攻的企图。
1943年9月，史迪威为了反制日军反击陈纳德的空军攻击，建议西北各地国军同时发动反攻。在这一计划中，汤恩伯部担任渡到黄河北岸去攻击开封与新乡的任务。实际上，自1944年春，国军除了在缅甸协助盟军外，还计划在美国空军协助下，发动总反攻，收复华北。3月初，蒋介石还指示了“各战区发动夏季攻势”的注意事项。(29)3月中旬以后，国军认为“日军的打通作战乃必然之势”，遂加强战备。日军确认此情报后，判断第一战区国军可能利用战局演变，于6、7月间在第五、第八战区协助下，发动大规模的收复河南的反攻行动。3月28日，汤恩伯向军委会提出反攻意见，他认为，由于太平洋战局紧张，日军从中国战场抽离颇多精锐部队，判断日军今后将节约兵力，并可能在容易实施机动兵力的华北与华中之间采取打通平汉线的攻势，故国军应积极行动，先袭击开封与新乡。汤计划在4月底前完成以大军分路袭击日军的准备工作，但此意见未被采纳。日军则认为，华北国军的战力不具备采取独立攻势的条件，短期内的反攻“应无可能”，只能等待国际局势好转才能伺机反攻，此时华北国军比较可能的行动是“对日军占领区的骚扰工作将益形激烈”。汤恩伯反而担心日军进攻时间是在修复黄河铁桥后，因此不断搜集日军从何方向渡河的情报，并下令加强平汉线与黄河沿岸的防务。(30)日军也频繁侦察国军的防务。从2月至4月初，日军频繁对中牟及邙山头一带进行空中侦察；第一线指挥官亲自到邙山头视察后，对作战计划很有信心。日军又准确判断出，国军为防止日军打通平汉线，将次级装备的7个师部署在许昌等平汉路沿线，而将战力好的第十三军等部署在许昌西部的山地，企图以机动攻势，侧击切断日军后勤补给。(31)所以，日军计划猛烈攻击在密县等山区布防重兵的汤部主力后，引出欲侧击日军的第十三军，对其实施大包围歼灭战。(32)战争发生后的4月23日，汤恩伯判断日军西进的机率比南进高，所以在禹县、登封与郏县等地防范。而且，如果日军南进，汤部可以发动侧攻，因此蒋介石命令汤部固守许昌，与日军作战。(33)28日至29日，日军在获知第十三军将采取积极攻势后，为了捕歼汤部，临时改变攻占许昌后南进打通平汉线的计划，改采西进，并迅速出动战车师团在内的大部队追击在山区溃败的汤部。(34)日军对国军行动的判断相当准确，主要原因是成功破译了汤恩伯部的无线电密码。(35)在4月上旬，日军藉此侦知国军的部署以及国军对日军行动的看法。此外，在序幕战之初的18日、19日，日军先遣队约300人潜入国军郑州防区，窃听到国军有线电话的内容，并得知其行动未被侦知。(36)日军决定发动战争以来，对于是否优先歼灭汤恩伯部曾有过争论。不过，在侦知国军的部署后，歼灭汤部就成为打通平汉路与攻占洛阳之前的最优先计划。
（三）日军的保密与迷惑手段日军为了避免大规模行动计划外泄，保密措施之一是限制伪军的参与。日军不信任伪军，却必须利用伪军，所以平时小规模扫荡国府或中共武力时，经常派遣伪军配合。当时，平汉路最重要的伪军集团领导人张岚峰、庞炳勋、孙殿英与孙良诚等，均与蒋介石、汤恩伯等国军领导人有秘密沟通管道。(37)因此，在这一高度机密的大规模序幕战来临之时，国军情报提到了日军不信任伪军的情况。
1944年2月，国军由伪军管道获得的情报提及，日军与庞炳勋、孙良诚等开会，探询攻击郑州与洛阳之事，“敌确有蠢动企图，闻由豫南豫东同时动作”。但胡宗南认为华北日军的兵力不足，没有能力大规模渡犯，这是日军“故意宣传掩饰其抽兵转用”。(38)这些情报显示，日军告诉伪军将领将发动战争，似乎表现出对伪军的信任。但吊诡的是，日军虽故意提供这一国军也知道的情报给伪军，但并未告知其攻击时间与地点、日军调动情况、兵力规模以及歼灭汤恩伯部的主要作战目的，而这才是国军所希望获得的。
到了序幕战前夕，日军就对伪军采取封锁情报外泄的措施。例如，战事结束后不久，国军前线部队提到直到4月初旬，日军秘密调动兵力时，严密封锁中牟、朱仙镇、通许一带的交通线，禁止通行，“伪军亦被监视，不得自由行动”(39)。4月9日，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提及：“敌乘北平召开华北伪军首领为名（原文如此），将庞炳勋张岚峰孙良诚孙殿英吴化文等实行软禁。”4月22日，蒋鼎文提及：“据报伪逆孙良诚庞炳勋孙殿英等部电台自（4月）17日已不出现，似为敌控制不许发电。”(40)这说明，日军在发动战争前唯恐伪军泄露作战计划，遂不让伪军参与并控制其发送消息。
直到战争之初，日军才命令张岚峰部约一二百人协助后勤搜集舟艇渡河。(41)这些少数伪军刚加入豫中会战时，伪军与国军仍不清楚日军的企图。直到4月23日，蒋鼎文与汤恩伯才由伪军得知：关东军调进5个师团分驻开封新乡一带，准备攻犯洛阳，甚至进攻潼关与平汉路南段；“此次进攻即不用伪军配合”，“张岚峰以牙疾至今未回，有被扣之说”。(42)日军另一保密措施是使用迷惑手段。例如，日军为了隐匿黄河铁桥的作战企图，1944年3月下旬，特别将平汉路的部分军队移至青岛，让国军误判是要海运调离中国。此行动甚至让日后参加豫中会战的这部分日军也误认为将调到南洋。此外，虽然华北日军不愿意战力好的第三十五师团（1941年秋攻击郑州的主力，部分驻防邙山头）被调离，但该部奉命调离华北后，迷惑了国军的情报判断。(43)又如，日军攻击邙山头前夕，部分在洛阳对岸孟津一带佯动欺敌，让国军误判日军将进攻洛阳，实际是日军渡过黄河铁桥后，待命先攻平汉路汤恩伯部。(44)国军与伪军秘密往来，因而获知日军较详细的行动。但迄23日，伪军除了知道日军从东北调入不少援军外，并不知道日军将发动闪电战以歼灭汤部，甚至误认日军的序幕战最有可能进攻洛阳。日军大致成功地避免了由伪军外泄情报，这对其隐匿作战规模、方式与目的，帮助很大。下文将说明，由于日军对伪军隐瞒关键情报，使得国军根据伪军获得的情报误判日军仍是过去的局部攻势。
三、豫中会战前国军对日军行动的情报判断就国军而言，已预料到日军要打通平汉线，关键是要判断日军发动战争的时间、地点与规模，并拟定因应措施。这就需要在搜集与分析情报后，进行审慎的情报判断。以下讨论国军各单位在搜集日军调动（尤其是华北战力最好的第三十五与三十七师团的动向）、人数、辎重、黄河铁桥修复情形等相关情报后，各方面所作的情报判断及其互动关系。
（一）4月份以前的情报判断与部署1943年11月至翌年2月，军委会、蒋鼎文与汤恩伯均得到了情报：日军由关外调兵至黄河北岸，增兵邙山头、新乡与开封，铁路运输频繁，修理黄河铁桥，扩建石家庄与新乡等华北机场。蒋、汤与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在1月15—21日，均提及日军可能在春节（1月25日）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进攻郑州、洛阳或平汉线。(45)1944年1月中旬，蒋、汤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等前线领导人，向军委会呈报日军沿黄河聚集兵力与船舶，飞机侦炸，有进攻平汉路以代替长江水运的企图。(46)军委会因而判断日军“似有于春节局部向我窜犯之企图”(47)。以后，因日军无行动，2月下旬，军令部判断日军虽然加强掠取物资，但除“局部窜扰外，目前尚无进犯企图”(48)。又因日军在豫南“似有待机蠢动之企图”(49)，2月29日，蒋介石提到，“长江之交通线已为我空军所控制”，“敌寇对平汉路似将有蠢动之迹象，恐其占领据点后不再撤退，以为修复平汉铁路之基点”，应该防范日军由豫南信阳出兵。(50)总之，2月底之前，蒋介石与军委会已知日军在黄河沿岸异常活跃，但判断其若有行动，至多仍是局部窜扰；此外，也注意到日军可能发动平汉路南北对进的攻势。
到3月份，国军方面的情报判断与部署如下：
蒋鼎文方面，在3月7日，认为日军调动是“抽兵转用”。10日以后，多次报告日军赶修黄河铁桥，在黄河北岸频繁调动，运到黄河北岸者大部为军需品，因而认为日军“迅速渡犯，企图至为明显”，但对日军第三十五师团是否转调他地，不敢任意判断，回报军委会“详情正饬续查中”。14日，蒋由日军俘虏口供获知日军运兵目的是打通平汉线，但又认为日军俘虏“所供各节尚不可靠”。21日，日军从伪满抽调兵力，部分由津浦路南下到上海，平汉路北段每夜有很多应是由伪满而来的兵力到汴新，“似有准备大举进犯企图”，但对于日军从伪满抽调兵力之目的“尚未侦明”。
22日，蒋鼎文得知日军6万多人由火车调到黄河北岸新乡一带，但军委会20日的谍报认为是21600余名，“与蒋长官所报告者，数量颇有出入”。28日，“据报伪军庞炳勋已赴平开会，敌确有蠢动企图”，“3月初以来，敌运频繁，有进犯模样”。有不少军队乘火车从新乡开到黄河北岸，并有部分乘船到邙山头，不过，蒋无法确信这些情报，遂向军委会报告“是否为忝在商邱、徐州之谍报机构不良，而漏报敌车东开待查”。(51)上述情报中，在日军人数问题上，蒋鼎文与军委会的判断有较大的出入。战后不久，军委会承认蒋估计“确实”。(52)但是在当时，蒋鼎文电文呈报军委会，表示其提供的情报可能“不可靠”，并继续进行侦查，显示他对情报的正确性信心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