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敌近在郑州一带发动攻势已10日，所用兵力不过3万人，信阳方面最近亦无兵力增加及积极行动之表现，并就敌最近抽调第三十五、三十七师团他去，未增加新兵力等条件观之，目前似无即打通平汉线之征候。
（三）广州方面最近敌军并无新增，武汉方面敌兵增集转调之讯，近来虽不一致，惟目前尚无条件可证明敌人确已增加，按目前情况研究，敌人似亦无打通粤汉路之可能。
（四）敌寇军事行动向能保守秘密，此种重大企图决无在越南宣泄之理，就当前世界战局观察，敌寇主战场当在南洋、印、缅方面，增强兵力，尚有兼顾不及之苦，如抽兵对我作战实有本末颠倒之感，判断法人此种情报似为敌寇一种反宣传之眩惑作用，是否打通平汉、粤汉两路，须另待确实情报证明之。
蒋介石看到上述报告后，批示“可”，并加注“似为敌之神经战”。(100)军委会上述情报分析中，正确判断日军从中国抽兵至海外，以及平汉路南段与粤汉路均无足够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兵力，并批驳蒋鼎文关于日军将于5月5日同时发动平汉路南北对进与进攻洛阳的错误情报。不过，关键性的误判是，认为即使日军目标是打击野战军与进攻洛阳，也是人数不多的局部攻势。造成这种误判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汤恩伯部认为，蒋介石与军委会误判黄河沿岸日军兵力，是因为忽视日本对苏联妥协后从伪满抽调大量防苏兵力入关。(101)《蒋介石日记》在5月底也记载“倭俄”成立“军事秘密之协议”后，“倭寇大调东北防俄部队南下，三月以来足有五十万之众”。(102)因此，直到许昌战役前夕，由于日军战车师团与从东北来的后续部队大多未加入黄河沿岸战事，蒋介石、徐永昌与军委会均忽视了蒋鼎文与汤恩伯关于日军人数较多的情报，并质疑前线部队的情报夸大。
其次，军委会判断已调离的日军第三十七师团，不仅担任了日军17日从中牟渡河主攻的任务，渡河后又数度与国军交战，并成为30日攻击许昌的主力之一。(103)汤恩伯部前线部队在与日军作战的10多天时间内未尽到查证责任，使得军委会不知日军中有精锐的第三十七师团。
再次，蒋介石等中央军委会要员在缺乏情报来源、怀疑前线部队的情报数字夸大的情况下，对豫中会战的日军兵力估计过低，并认为蒋鼎文、汤恩伯与何柱国等前线指挥官被“敌之神经战”所误导。故蒋介石寄希望于许昌的阵地抵抗战，配合精锐部队侧击日军，里应外合，从而挫败日军打通平汉路的战略目的。
但是，蒋介石、军委会、蒋鼎文与汤恩伯在豫中会战前均已知道日军从伪满增兵入关。作出误判的原因是蒋介石与军委会误以为调离伪满的日军数量不会很庞大，而且大部已由华北转调海外，因而认为蒋鼎文报告的较大数字，有如过去前线部队常见的夸大失真（下节将作说明）。既然华北日军兵力不足，当然不可能那么早发动大规模攻势。
4月30日，日军以飞机配合战车部队强攻。5月1日，许昌陷落，国军伤亡惨重，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等多名中高级军官殉国。日军还强攻郏县与襄城等地，局势对国军很不利。(104)2日，蒋介石改变了原先在许昌一带与日军决战的计划：“指示河南作战方针，本拟在禹县决战，因前方军队散漫，恐不能予敌打击而反引起洛阳之危机，故决避战，将主力撤至山岳地带。如此虽不能阻止其打通平汉路之企图，但可使之不能如计修复全路，以我豫西主力正在其侧面也。”(105)蒋之所以命令将“主力移至山岳地带”，是因为许昌败仗后，就战术而言已失去了以阵地战结合机动部队侧击日军的机会。保存主力，方能有力地阻止日军打通平汉路。
但是，蒋介石作出保存主力的决定为时已晚。许昌沦陷后，汤部“发觉敌人大规模进犯，以骤然方式对我迂回袭击之时，始频频调动部队弥补，已噬脐莫及”。此时各指挥部及部队之间在移动时已中断通讯。(106)日军配合战车与骑兵部队，进至许昌西部的禹县、临汝、登封与郏县等山区地带，捕歼第十三军等部，来不及撤退或在撤退时造成纷乱的汤部主力面临惨败。例如，郏县守军在3日凌晨撤退时，遭受重大损失。(107)蒋介石又“不明前方部队情形及其之不佳，只令其集中决战，而不知一经撤退无法收拾”(108)。包括第十三军等部在内的国军，在日军机械化部队的突击下“丧失决战意志”。以“尽量避免决战，以减少损害为原则”的国军，遭受了难以置信的惨重损失。(109)蒋介石与徐永昌等军委会要员及其幕僚，在3日至4日才确定日军自黄河北岸发动超出预期的大规模攻势。而在3日，徐永昌仍误判“已悉渡犯敌人第一线仍不过三万几千人”(110)。4日，蒋介石已知“形势险恶”(111)。6日的《敌情周报》确定日军的作战目的是歼灭汤恩伯部，并认为豫南日军北攻时，“豫中之敌似有与豫南之敌相呼应夹击我野战军主力”。13日的《敌情周报》确定渡河日军人数“约四个师团强”（超过8万人），更加明确“其企图似在围歼我野战军主力”。(112)此时日军围歼溃散汤部告一段落，豫中会战的重点转移至洛阳的攻防。
如果蒋介石早知道日军将发动超出预期、又有战车师团支援的大规模攻势，必然不会在许昌与遂平各部署两个师，以及在许昌附近的平坦地带采取牺牲较大的阵地战结合精锐部队侧击、欲与日军一决雌雄的作战方式。即使他预先如此部署，也一定会采取牺牲最小的避战措施，不至于让许昌重兵激烈抵抗而惨败，更不会让主力在平坦地带与日军决战。国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重大损失，关键原因可说是军委会情报判断错误造成蒋介石的错误决定。这样一来，蒋介石预设的战略目的不仅未达成，反而遭受惨败。
五、情报判断的检讨蒋介石、军委会、蒋鼎文与汤恩伯的情报判断过程显示，蒋介石认同军委会的情报分析，判断日军是局部攻势。甚至在陈纳德指出日军可能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后，蒋也没有进一步查证。当徐永昌建议应该避免让主力在地形平坦的许昌一带与日军决战时，蒋仍决定在许昌部署重兵死守，以较大牺牲来换取决战胜利。蒋介石甚至没有部署日军可能攻击“平汉线范围以外”时的作战计划。直到国军惨败，他才决定将主力移至山岳地带，但为时已晚。
其他可以阅览《敌情周报》的要员，包括何应钦、白崇禧与侍从室主管等，对军令部第二厅的情报判断，均不置可否。其中，徐永昌在4月30日对日军目的的判断仍有三种情形：打击汤集团、抢麦或掩护换防；直到5月3日，他仍误判日军人数是3万多人。即使这些要员判断出日军有可能打击汤部，也认为其是南北对进的局部攻势，而不是自黄河北岸的大规模攻势。这显示出，军委会的全部要员与李宗仁均作出了错误的情报判断，并造成了战略部署的失当。
蒋鼎文虽然较准确地判断出日军是大规模攻势，但误判了日军的总攻击时间，也误判日军可能先攻洛阳，不知道日军最重要的目的是歼灭野战军。蒋鼎文部的情报中夹杂一些错误，也有夸大情形，故他对于日军真实人数没有把握，不敢对蒋介石与军委会提出异议。而军委会专业幕僚知道蒋鼎文关于日军有六七百辆战车与5000余辆汽车南开的说法有所夸大，当然也会质疑他所呈报的日军人数。
汤恩伯部在战后不久的检讨中指出：“春初统帅部及各方情报均认敌有打通平汉路企图，惟第一线部队始终未能判明敌军动向。及战事开始，诸多以敌之企图或为压迫泛右防汛部队，对敌后续兵团及机械化师之增加，均无适时之报告，遂致作战指导……陷于被动。”(113)汤部也承认本身的情报不正确：“对于全般战况及敌我态势不能随时明了，因对当面敌情难为正确之判断”，“第一线所得情报多不正确，而不可靠”，“谎报敌情”。(114)更离谱的是，汤部竟然不知道被军委会误以为调离华北的第三十七师团，自17日渡犯中牟始，已与其交战超过10日。
军委会直到5月初汤恩伯部惨败时，才正确判断出日军并非局部攻势以及其歼灭汤部的目的，但为时已晚。因此，蒋介石在日记中承认“战略失误”造成惨败。5月下旬，军委会也间接承认情报判断错误：“我指导方针不确，以鉴敌于太平洋战局严重，曾自中国大陆撤兵等情判断，此次敌军蠢动乃局部作战。故一经包围即支离破灭，不能掌握，致遭惨败。”(115)蒋介石与军委会等要员之所以不信任蒋鼎文等前线部队的情报，是因为长期以来，前线部队搜集情报的能力不佳，并经常渲染虚报，这种情形在抗战时期普遍存在。例如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孙元良发给蒋介石一则情报：“沪江大学到市政府间有一较大之丛林，此林中密集轰炸机八十架，丛林四周围有布帐机头，向外一闻听音机电铃指挥即起飞。”(116)作为中央军的前线指挥官，竟然发出如此离谱的情报，可见前线部队搜集与判断情报能力的低下。1938年，第二战区致军委会电文中说到：“前方部队作战间有……谎报军情之弊，有时敌人仅三五百，即报二三千；败则谓寡难敌众，不得不退，胜则谓击退大敌，夸耀不已。此种动作与心理……使上峰指挥困难，部署无准，影响抗战为害甚大。”(117)1938年11月，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训话，也提及国军谎报军情，以及谍报与侦探不健全。(118)但训示后此现象仍存在，1940年7月，军委会对第二战区指出：“两年来迭据该战区先后报告敌南运渡河器材铁舟橡皮船等所报数字至堪惊人。”(119)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蒋介石在“记军情报导不确之感想”中提及：“我军各级指挥部对于敌情与战况之报告皆虚而不实。”(120)1942年5月蒋又说：“我前方军报往往以小胜则报大胜，以小败则报大败，亦皆捕风捉影之谈，可知军事教育之不确实与虚妄之恶习。”(121)豫中会战前，前线部队情报普遍有虚报、夸大现象，谍报人员训练不佳，设备落伍，经费不足，这些原因均导致了国军搜集情报的能力不佳。(122)豫中会战后，在国军的情报检讨报告中，仍充斥着类似灌水、搜集能力不佳与侦察不力等语。(123)如，“各部队谎报敌情，动摇军心，且影响于上级之作战指导”，“谍报人员素质及训练不佳，且无脚踏车，所得情报非为不确实，即有或已失时效”。(124)此外，第一战区的部分谍报人员还“大多借工作掩护经商肥私，对敌情变化毫无确实侦察，致敌发动攻势之前，尚不能确定敌之攻势时间及行动”(125)。豫中会战时，情报不正确造成战败，而此后不久的衡阳保卫战依然如此。其中，国军战车部队情报判断错误，致使该部不但“准备延长三日之久”，甚至在出动救援时，也“临时仍以河流与地形所阻，无法前进”。对此，蒋介石只能在日记上“痛愤无已”。(126)总之，前线部队经常虚报情报，造成了军委会的不信任。1944年4月29日，徐永昌的日记提到“各战区报告情况数字往往不实”(127)，可说是军委会成员不信任前线部队情报的写照。反过来，由于蒋介石与军委会怀疑下级情报，又造成前线部队“不敢随便上报”(128)。这就使得前线部队对情报信息“大多以层峰之指示为判断之资”(129)，当其情报与军委会意见相左时，往往屈从于军委会。这就是为什么在蒋鼎文担心日军发动大规模攻击时，军委会以前线部队情报多有夸大的经验质疑其真实性，而蒋鼎文也不敢坚持，还要附带类似“不见得确实”的说明。汤恩伯部则不认真搜集情报，又误认日军是“扫荡”，故在中央全权掌握情报与军队部署的情形下，只能被动地遵守中央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