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阎锡山的日记里，也描绘了抗战期间日军的诸多暴行。比如1938年4月17日写到日军的无人道甚至剥人皮的暴行：“焚烧奸杀无不施，敌人亦人忍何斯。手柔识字尽皆杀，为扭马缰剥人皮。”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28日gb23版，作者：刘大禹（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湖南湘潭），原题：《“抗战到底，死而后已”的阎锡山》
《阎锡山日记》是一部尘封多年、记录民国复杂多变又颇具代表性人物阎锡山的感触感悟、所思所虑的日记。日记所记的主要时间段是抗战期间。关于日记的内容，如阎锡山所言：“此日记不记事而记事之理。”尽管主要记理，偶尔也穿插了少许记事。阎锡山日记的出版，为民国人物与思想研究提供了相当珍贵的材料。日记中有关阎锡山的为人处世、行政理念、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经济化、军事化等方面，着笔颇丰。透过日记，感受最深的是阎锡山对抗战的态度。
阎锡山的政改之道阎锡山能左右逢源，久踞山西而不倒，与其处事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阎锡山认为要干出一番大事业，必须学会一个“忍”字，“能容大逆者始能受大任，能忍大辱者，始能成大事。”“容忍”两字为内功之最要者。“忍”和“毅力”是相联系的，他认为“以和平坚毅四字办事，事必成”，这种“容忍”与“坚毅”的处事方式也是他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
应对国难，并不单纯是一个军事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九一八事件之后，国民党内外谋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比如以北方知识分子为主体所创办的《独立评论》杂志，即对民主与专制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此时的阎锡山也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但这种改革并不是唱高调，“为政最坏是唱高调。高调，愚者易为所感，智者亦难补救”，“改革政治，找着空隙，始能一呼百应，天下从风。”
中国需要何种政治体制来应对危机？阎锡山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法西斯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发行股票等没有实际价值，必然带来通货膨胀，制度罪恶有三，一是强盗，二是杀人，三是扰乱；他也认为“法西斯主义，对内终必造成革命，对外终必惹起战争。”至于共产主义，阎锡山也不赞成，他说“资本主义是资本家抢夺劳动者，共产主义是政府抢夺劳动者”，“掠夺人之物为己用，盗也；掠夺人之物以惠人，亦盗也。前者为资本主义，后者为共产主义”。
阎锡山认为，最好的政治制度应该是实行有人民监督的民主政治，“人民监政为民主政治不可少之举，亦为民主政治不可辞之责”，“民主政治无人民之监督，是黑暗之政治”。只有通过民主政治的建设，“国以威信立。政府只谋利害而不顾威信，国乱难已”。
热河危机：“恢复整个的党，统一的国”
九一八事件之后，阎锡山“深感外患急而内部不能团结之危险”，一直希望能够团结一致拯救国难，主张宁粤纷争应该停止，应该“恢复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实现均权制，安内以御外”。
1933年初，日军攻陷山海关，直指热河。在此危机之时，阎锡山希望此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与任中政会常委兼行政院长的汪精卫保持高度团结。对于北方局势，阎锡山颇为担忧，他告诉蒋介石的使者：“黄河安，长江亦安；黄河危，长江亦危。”（1933年5月31日）阎锡山支持蒋介石北上抗日，他向专门北上石家庄指挥抗日的蒋介石发电报：“山向来追随钧座，受国家之优遇，亦当追随钧座，赴国家之危难。中央如为保全国土而忍辱，锡山愿与钧座分祸，如为发扬民族精神而奋斗，愿与钧座牺牲。”（1933年3月11日）热河危机以中日最终签订《塘沽停战协定》而暂时缓和，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不但未能缓解，反而进一步彰显。如何抵御日本入侵，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是阎锡山认真思考的问题。阎锡山认为，“国与己两不并存时，应当牺牲自己以救国”。抗日应当依靠“自强”，而非单纯依靠国联等外力。
他多次强调不能纯粹使用武力以抵御日本的入侵，必须“自强”以救国。为此，阎锡山六次寄语汪、蒋：“强邻伺隙，元老服藩，何时策动藩镇之不安，即可组织政府。若元老归朝，藩镇虽不安，只能造反，仅能危害社会，不能危害国家。”也就是说，如胡汉民之类的元老不应该依存于西南地方实力派，而应使他们回归国民党中央，共赴国难。
阎锡山并不主张高调抗日，而是在团结之基础上谋自强。在他致汪精卫的电文中谈到：“自古外患多由内忧所致……望公与介公用全力消弭内忧。主要内忧不发，外患至当止之境，必止也。一面用非常方法以自强。……只有避开抗日，谋加速度加强度之方法以自强。”（1935年6月26日）“凡我国人，应下一最后之决心，牺牲一切以求自强；尤须加速度加强度之方法，以图补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