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以贺衷寒、桂永清、肖赞育、滕杰、康泽、戴笠、郑介民等人为首的一批国民党青壮骨干，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华复兴社”的秘密团体。其政治理想—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
“蒋介石阁下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希望通过他的代理人得到有关我们党完整的资料。对于他，有一个问题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党是怎样成功地在党的追随者中间维持严格的纪律的，以及如何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持不同政见者或对手的，而这一切如何干得如此成功。他所要的这些资料并不仅仅局限于党卫军，而是要有关全党的资料。”
丁文江有一句话对的，已经获得了历史的验证：“中国实在太乱了、太穷了、太弱了、太苦了。故只要有人能使她安，使她富，使她强，使她乐，我不相信，谁不愿意。”——所以，在1930年代，“冠山”们相信“法西斯主义救中国”;蒋介石相信必须走“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的道路;知识分子们则选择做“实际主义者”，期盼一个真正的独裁者和独裁政权的出现。
但历史没有给穷困潦倒的近代中国一个实践“法西斯主义”的机会。蒋介石没有成为全国人民的红太阳，国民党也没能成为全国人民的大救星。究其原因，在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自始至终有名无实——在南京中央政府，国民党固然实现了“以党统政”;但在省县各级地方，国民党却不得不实行“党政分开”体制，乃至于1931年之后，地方党部不得不仰地方政府之鼻息以求生存——最能说明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地位差距的，莫过于一个省党部书记的月薪，尚不及一个县长月薪的一半。地方党部的极度衰弱，对蒋介石而言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情，用他的说法，“这是本党十几年来无事可成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对照1930年代的德国，不难理解蒋介石这番痛心疾首的真意之所在：德国实现“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国策”的前提，恰恰正是其一党独裁，党部力量强势渗透到国家的各个角落;国民党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蒋介石也不可能获得“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机会”，他无法实现一党独裁，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军事独裁。欲以法西斯模式救国而不可得，在蒋介石看来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