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以贺衷寒、桂永清、肖赞育、滕杰、康泽、戴笠、郑介民等人为首的一批国民党青壮骨干，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华复兴社”的秘密团体。其政治理想—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
(1)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蒋氏的理由是：“一党当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消灭反对者之过程，虽列宁亦难为之预期，但断其必久，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
(2)自由主义也不适合中国。蒋氏的理由是：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人自由为重，英美民治，本其长期演进之历史，人民习于民权之运用，虽有时不免生效能迟钝之感，然亦可以进行，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他邦议会政治之弱点已充分暴露，而予论者以疑难，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否则发言盈庭，谁执其咎，此事之最可痛心者。”——换言之，蒋氏认为国人尚未完成训政阶段，还不能进入自由主义时代。
(3)法西斯主义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蒋氏的理由是：“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国家主权，既为神圣纵横发展，逞恤其他，国际上之影响，是否合于大同原则，不待智者而知。”——换言之，蒋氏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至上”，很适合改变当下地方势力格局称雄的局面，更能满足团结抗日的需要。
蒋氏这种救国路径的信仰，也深刻地反映在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代的外交策略上。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这类传统帽子格格不入，南京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更重视对德外交，而不是对美外交。直到德国政府选择与日本结盟并承认汪伪政权，双方的亲密关系才宣告破裂，南京也才将自己的外交战略的重点转向苏俄和美国。1932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里的一名德国军事顾问传递给德国政府的如下信息，很能说明“法西斯主义救中国”与南京的外交策略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名德国顾问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