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夸曾国藩为“天下第一正人”
同治四年三月，那拉氏罢免恭亲王奕訢的一切职事，妄加罪名，引起曾国藩等人的极大恐慌，疑为清政府卸磨杀驴的信号。于是，他苦思数日，便开始向心腹将领吹风试探，酝酿对策。四月三日他以巡察为名，相约驻扎裕溪口的水师将领彭玉麟赴下关一见，两人在一只小船中密谈良久，彭玉麟欲马上动手，领衔上疏谏争。而曾国藩则要他静观时变，必须从京中了解到更进一步的详情，弄清事情的原委，才能决定行止。后来那拉氏见风转舵，重新恢复了奕訢“议政王”之外的其他主要职事，才避免了一场悲剧，曾国藩也仅虚惊一场。
同治五年冬，因剿捻战争一时失利，清政府中途易帅，使曾国藩大丢脸面，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曾国藩自剿捻以来，屡受清廷的指责，防守沙河之策失败之后，更是接连不断，愈演愈烈。迨至同治五年冬，即已受到“寄谕责备者七次，御史参劾者五次”，使他感到再也干不下去了，只好自请革去钦差大臣之职和一等侯爵之位。然而，使他为难的是，天下之大竟无一个适当的安身之处。当时，曾国藩听到各种建议，有的劝其回籍省墓，有的劝其住京养病，有的请其回任江督，他以为皆不妥当。曾国藩“反复筹思，仍以散员留营为中下之策，此外皆下下也”。实际上，此策则更加行不通。正像有人说的那样，你留营中效力，谁人可以指挥？岂不是一舟双舵、一马双驭？最后，曾国藩迫于情势，不得不返回两江总督之任。因李鸿章剿捻急需两江之饷，若易他人为江督，则未必能够保障前线各军的饷运。既然李鸿章一再以此为请，他也就很难拒绝了。然而，这对曾国藩来说却是一件含羞忍辱之事，不仅令其数年之间心情不畅，且遗终生之悔。
同治九年，曾国藩将天津教案办成典型的屈辱外交，全国舆论骤起攻击，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转眼间功臣贤相就成了过街之鼠。社会舆论变幻如此之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清政府有意落井下石，乘机打击曾国藩，以便将他赶出畿辅要地。当全国舆论在醇亲王的带动下群起攻击曾国藩的时候，那拉氏不仅公开宣称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将刚到陕西的李鸿章调赴天津进行复查，还把曾国藩匆匆调回江南，以李鸿章取而代之。实际上是将天津教案办理失误的全部罪责，都推到他一人身上，使全国舆论受到进一步的鼓舞，对曾国藩的攻击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对于这层原因，曾国藩当时就看得很清楚，只是不敢明言。对于来自各方的责难，皆以“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应之。
总之，曾国藩作为权臣，在功高震主之下仍能身名俱泰，关键在于他熟读史书，树立了正确的从政观，看淡权力的得失，引用一班正人，广纳群言，倾听幕僚的意见，认真对待反对者的声音，危难时也不树敌，巧妙周旋，明辨是非，不搞阴谋诡计，善于以退让换平安，恪守臣道，不违友道。在肃清肃顺一伙后，慈禧就曾感叹地说曾国藩为“天下第一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