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冒险首访非洲：掀起新中国第二个建交高潮

　　布尔吉巴倒是十分坦率，对周恩来直言不讳。他认为中国政府“激烈”的言词得罪了一些潜在的朋友，说：“你们想让我们与西方为敌，你们跟印度发生冲突，谴责铁托，又谴责赫鲁晓夫……别人不会对你们说真心话。可我要告诉你，你们这种调子在非洲是没有人愿意听的。”

　　尽管布尔吉巴对中国缺少了解，他对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存在许多误会，他的话中有些为西方人说话的味道，用周恩来的话说“简直是替美国辩解”。然而，周恩来还是耐心地向他解释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国领导人对时局的看法。

　　布尔吉巴，可以说是非洲第一个当面批评中国领导人的首脑。出乎意料的是，周恩来却很感激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朋友。有话直说，毫无保留。你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情况。”

　　周恩来以极大的“求同存异”精神对布尔吉巴说：

　　亚非国家有共同目标，这就是摆脱殖民主义强加给我们的落后状态，实现经济发展，促进友谊。不论各国属于什么制度，只要这个制度是人民自己选择的，亚非各国之间就一定能找到共同点。

　　我们的目标相同，但使用的方法不一定相同。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情况。各国领导人根据国内的具体实践和人民的要求确定自己的方法，不同的方法可以相互草重，也可以相互影响。所以加强彼此间的接触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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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尔吉巴终于被周恩来的精神所打动，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一个“伟大的友谊”，就这样缔结了起来。一月十日，中国和突尼斯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随访的黄镇兴奋地说：“这是访问非洲的一个大收获，也是与某些大国外交斗争中取得的重要胜利。”

　　老子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祸福相随之理，也体现于这次访问非洲的行程中。

　　当代表团成员在阿尔巴尼亚欢度新年，并积极准备访问突尼斯、完成中突建交时，一件不幸的事也同时发生了。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日，正当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开始会谈时，突然传来消息：中国代表团即将前往访问的加纳共和国发生了刺杀恩克鲁玛总统的政变；恩克鲁玛总统幸免于难，但情况不明。

　　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中国政府代表团面前：是否还去加纳访问？

　　周恩来找来陈毅、乔冠华、黄镇、孔原、童小鹏和外交部的几位随访的司长商议。他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按原计划前往加纳访问，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暂时的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不尊重人家，不支持人家；这个时候去才能体现我们是真正的友好，真正患难的友情；至于外交仪式，我们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

　　陈毅是一位临危不惧、身经百战的元帅，也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他钦佩周恩来的胆略，表示赞同周恩来的意见。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却不同意，他们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有的说：加纳政局仍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总理不能去。还有的说：问题不仅是我们应不应该去，还有加纳方面的愿望和困难也需要我们认真考虑。外交部的人说：按照惯例，这一访问也应取消。他们一再劝说周恩来，最好不要前往，那里很危险！

　　周恩来的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和陈毅充分估计到了前去访问的困难和意义，最后终于说服了大家，决定按原计划前往。

　　为了解情况并把我方的意见通知加纳方面，周恩来派黄镇作为特使，先行前往加纳。

　　黄镇临行前，周恩来紧握他的手交待：“你先去吧，到加纳与黄华同志多商量，有什么问题马上电报联系。”黄镇点了点头，非常明白自己此行的目的。

　　加纳那边，黄华作为中国驻加纳大使，正好赶上恩克鲁玛遇刺的政变。这位后来被基辛格大加称赞的具有“中国式外交风格”的外交家，曾作为周恩来的“第一代”翻译跟随周搞外交，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加纳政变发生后，他向国内发回了一系列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并经过自己的观察、分析和判断，主张代表团可以前来加纳访问。

　　一月九日，黄镇坐另一架租用的荷兰专机飞往加纳，到达加纳首都阿克拉后，立即与黄华取得了联系。中国的“二黄”外交官，一起前往恩克鲁玛的秘密住处面见这位总统。

　　这时的恩克鲁玛，惊魂未定，住在奥苏城堡里，伤势仍然明显，脸上贴着纱布，缠着绷带。黄镇和黄华代表周恩来总理，对恩克鲁玛遇刺表示关切和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