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也只有政府最有能力干预企业危机。毕竟当前中国尚处在向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主要的行政资源仍然在政府手里，主要的社会信誉也承载在政府身上。正如天听纸业的负责人所说：“当企业出现危机的时候，只要政府有个态度，所有人都会稳定下来。对于很多债权人，政府的表态就是指路明灯。”
但政府应该介入、挽救什么样的企业呢?通过对三个案例调研，我们发现政府介入挽救的这些企业，都是影响当地经济稳定发展的支柱型企业，都有具备一定竞争力的主业。前者意味着企业值得救，后者则意味着企业有重生希望。
另一方面，政府如何干预?在上述挽救企业成功的三个案例中，我们看到政府最终都主要依靠了司法的破产重整程序，这样做往往比政府只身介入的效果更好。如上面我们所看到的，进入了破产重整程序后，可以通过司法的强制力解除企业财产冻结和诉讼，给企业以生存空间，并运用其公信力给予各类债权人信心，从而赢得多数债权人的支持，这一切都是政府自身所不能够做到的。
在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后，政府也不是就此袖手旁观。在我们调研的几个成功挽救企业的案例中，政府更多发挥了外围协调、维护稳定和信用支持作用。
2 对于危机企业，
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尽早介入 人们往往认为，企业股东所面临的经营风险最高，对企业承担的责任最大，它们才应该主导企业经营。但这只是对经营处于常态的企业而言。在我们对上述曾经陷入资金链危机的企业调研后发现，对于高风险企业，需要外部利益相
关者，包括政府和债权人的及时介入，才能真正救企业于危亡，而且越早越好。
危机企业的领导人往往不愿意让自己的资金问题曝光，希望所有问题自己解决，回避外界的干预，拆东墙补西墙，直到最终纸包不住火，资金链断裂，才向政府和债权人求救。我们会问，如果这些企业早些将实情告知债主和政府，并寻求它们的谅解和支持，会怎样?如果政府提前介入危机，而不是在企业资金链断裂时，才介入企业重整，又会怎样?
危机爆发是企业内部风险因素不断累积的结果。我们认为，对于高风险企业，需要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提前介入。因为当企业领导人试图依靠自己处理资金链危机时，外部利益相关者往往会成为企业继续经营的阻力，比如债权人对自身权利的过高主张等等。而当企业危机处理中纳入这些外部利益相关者因素后，阻力就成了动力。
3 司法介入的准则应该是“刑民分离”或“民事优先”
当下诸多的民间借贷纠纷本质上都是民事问题。
我们调研发现，不少企业陷入民间借贷危机，法院在处理过程中，通常面临两难：一方面要保证金融秩序，打击非法集资;另一方面还要保证社会效果，挽救企业和保护债权人利益。打击非法集资，固然无可非议。但如果处理不当，会影响企业挽救，加大社会成本。
从以上重整成功的案例中，我们发现：1、执法机构在执法时，都优先考虑到了保全企业和债权人利益。在南望和纵横破产重整中，政府与法院组成工作组，去游说各个部门，赢得它们对于企业重整的支持。2、法院在处理过程中，都是将领导人的非法集资和企业挽救相分离。如纵横的袁柏仁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抓，但是企业仍然按破产重整程序处理。3、都采用了“先民后刑”的原则。反观吴英案，法院采用“先刑后民”的顺序，将吴英本色集团的资产，视为其“集资诈骗”的赃款，予以拍卖，使企业倒闭，带来更大的社会损失。4、在处理过程中，都将企业作为单独的法人主体处理，将债务人处理与企业相分离，这样才会有脱离债务人控制，获得重生的企业。
4 重建治理结构是危机民企重生的必经之路
对于上文这些陷入资金链危机的民营企业，从内因来讲，大多数人将其归咎于企业领导人的决策能力问题，盲目多元化、过度投机、缺少战略等等。这种解释不过是浮于表面。
继续深究，我们发现，缺失的公司治理结构是酿成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股东、董事会和高管层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现代企业制度区别于传统企业的根本点在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或者说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机制。而在重整前的这些企业中，我们根本看不到这种分离，以及制衡。企业在危机爆发前，往往表现出一些共同特点：1、企业老总一手缔造了企业，成为灵魂人物，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2、老板既是大股东又是企业经营者。3、企业老板的个人资金和公司资金不分，那些陷入危机的企业中，基本上都存在企业老板和企业之间互相担保的情况。比如年收入不到几千万的天听纸业，企业老总竟然为公司以个人名义借款担保上亿元。
此时，公司董事会往往形同虚设，无论是投资，还是经营决策，都是老板说了算。于是乎，我们看到，在引导他们走向资金链断裂的盲目扩张和多元化中，企业老板都是跟着自己的直觉判断走。除了盲目投资外，不规范的治理结构还使得老板个人与公司资金混合、账目混合，此时，企业高风险的资金运作，也就成了老板自己的事情。于是老板施展腾挪之术，为了个人的投资与扩张欲望，拆东墙补西墙。当天听纸业的老板谈到其失败的教训时提到：“我最大的教训就是：做企业公私该分明，个人的资产跟公司的资产应该分开，这样做有很多事情也可以客观一点，而不至于将自己拖在里面，事情已经糜烂了，还要捂，捂到不能捂时，所有东西都烂掉了。”
老板不专注于实业，过度投机，用脆弱的治理结构恰恰可以解释这一点。根据学者研究，治理结构良好的公司更关注于企业的长期价值。
沿着这三个企业重生的路径看，也可得出对上述观点的有力证明。我们发现，这三个企业的重生，实际也是公司治理结构从不规范到规范的重建过程。破产重整后，随着管理人的引入，企业的经营管理受到了强有力的监督;当企业破产重整完成后，我们看到，无论是债转股，还是引入战略投资者，原有的股东一般都会出局。引入新股东后，依法建立新的有效的董事会结构，两权分离在新的企业中都得到了实现。规范的治理下，企业的长期价值重新得到重视，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观点：
重视非司法重整的价值
重整是拯救陷入困境企业的一项制度。我们通常所说的重整是指破产重整，破产重整是指由债务人和债权人在法院的主持下协商一个重整计划，对债权、债务进行清理，进而恢复债务人生存能力和经营能力的一种破产程序。当前，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法院主导，一些企业通过破产重整焕发了生机，但是这种程序对于中小民营企业具有一定局限性。中国于2007年6月1日起才增设的司法重整制度，只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法人企业，而浙江省民营企业一大半属于非法人企业，这些非法人企业陷入困境，无法求助于司法重整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