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控制自己的欲望。“按道理我早就应该到北京去了，但北京水太深了。我只适合在二三线混混，北京、广州、上海、深圳不去。”
各种社会职务和政治荣誉，王翔把它比喻成“衣服”，他说自己只是农民工出身，因此给一件他就穿一件，不过他会“穿得很认真”。
1993年，民营经济还非常弱小，是时我国法律规定只有贪污国有财产或者集体财产才算贪污罪，构成刑事案件。
刚刚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王翔做了一个提案，他认为法律应该与时俱进，之前《宪法》对财产的保护分了两个等级：国有集体和私人。王翔提议淡化所有制，在法律上增加“侵占罪”，无论侵占国有集体资产还是私营企业，都叫侵占罪。此后，我国对刑法做了相应修改，增加了“职务侵占罪”—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民企老板因为此罪被诉，原因是侵犯了其他股东的权益。全面取消农业税，王翔也是最早的提案人之一。
十多年来，王翔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提案以及大会发言200多次。很多提案也被相关部门采纳。这个旧社会的“地主资产阶级”因此被誉为“提案王”，学会利用政策，影响政策以促进民营企业发展；而他的九江民生集团，也总是稳稳处于当地民营企业的前列。
23人之失落者的迷思
庄荣昌
个人信息
男
1930年生
河北清河县人
时任清河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创业时间
1951年，任私企北京建都砂石厂经理。
1979年，筹建清河县绒毛厂，并出任厂长。
企业业绩
曾是全国闻名的“羊绒大王”。
近况
目前在家颐养天年，远离企业。
庄荣昌：“我不敢富”
“我不敢富。”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昔日响当当的“羊绒大王”庄荣昌反复说到这句话，“能解决温饱问题就知足了，怎么也比蹲监狱强。”
和别的企业家一心把企业做强做大，做成百年老店不同，20年前，庄荣昌便“根本没心思再干了”。90年代以后，已经声名远扬的庄荣昌出人意料地选择赋闲在家，远离企业。
在1993年当选的23位名民营企业家政协委员里，庄荣昌也显得与众不同，别人基本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而他当时已经62岁，年过花甲。他当选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庄回忆，“中央统战部跟我说，全国工商联50年代搞私营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又搞个体私营的，全国就我一个，有代表性。”
庄荣昌改革前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几乎就是私营经济处处碰壁的缩影。上世纪50年代，还是小伙子的庄荣昌在北京开公司，做砂石生意，中南海盖楼、北大校园建设他都提供过建筑材料，“沙子、石子、白灰都是我送的，我干建筑材料时候，除去北京建设局有一家采石场，第二家就是我。”但不久后的“三反”“五反”运动，他就因“谋取非法利润、盗取国家资产”的罪名获刑五年。
60年代，出狱后的庄荣昌被安排到钓鱼台工地当了一名建筑工人，为了准备结婚他换了400斤全国粮票，却又被人告发倒卖粮票，再一次锒铛入狱。
改革开放后，在清河老家变得谨慎的庄荣昌受村支书“带头做点副业搞活村里的经济”的鼓动，犹豫再三，重新开始留意赚钱的门道。
清河是国家级贫困县，没有草原、也不养羊，庄荣昌却发现了一桩从羊身上发财致富的生意。
当时羊绒是国家统购统销、出口创汇的俏货，私人根本插不进去。偶然的机会，庄荣昌遇到内蒙一个推销山羊毛的人，发现原来当下脚料的山羊毛里也能提取出羊绒。接下来改造设备、联系渠道，生意越做越大，“那时候给国家一年创汇100多万美元。”庄荣昌变成了身家千万的“羊绒大王”，也带动起来整个清河一方的羊绒业。
虽然被树立为改革开放的典型，但庄荣昌有历史包袱，“我那时候赚了钱不敢要，捐献给社会，毕竟在监狱里待了那些年，听的事、知道的比较多。我富起来捐给社会，用自己的话说，自我防止两极分化。说不定再来个运动，又找上你了。”
57岁那年，庄荣昌注册了河北清河企业有限公司，“在河北省那时候注册有限公司，我是头一家。”不过这家公司的性质，庄荣昌自己都说不清楚，“应该算私营企业吧，我当时就有些含糊其词，因为那时候这事儿相当敏感。”
政治荣誉接二连三落在头上的同时，庄荣昌却一步步远离实际经营。用老伴的话说，羊绒市场后来乱了，假货横行，但庄荣昌有那么高的知名度，给了那么多荣誉，不可能去造假，“没法干了”。
早在1989年，庄荣昌就想把企业交出去，各级领导不同意，但他已没心思再干，也不再去企业，慢慢企业也就和他没了关系。至于原来的企业以何种方式与他“脱离”，庄讳而不谈。“年轻人会开拓，自己没法比，已经不适应了，跟不上、也不想跟。”
庄荣昌的父亲上世纪30年代在日本洋行做事，年少机灵的庄荣昌一天跟着少东家到处跑，十几岁就见识过旧社会做生意的手段，“客人爱嫖你得陪着嫖，爱赌你得陪着赌。”
也有民营企业家向他讨教过资本运作的手段，庄荣昌说这些手段也不是什么新东西，解放前就有。不过，“说实在的，年轻人敢用，我不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