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继承了封建地主、资本家家庭、海外关系这些“禀赋”的王翔被下放到农村，整日提着油漆桶上街刷毛主席语录，1979年回城的时候恰是而立之年，油漆匠的手艺变成了一个谋生手段。
“我和年广久一样是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返城后，王翔带着50多个回城知青，白天上班刷门窗，每天赚1块4毛8分钱工资，晚上到一些干部家里帮忙给家具刷油漆，公活私活一块干。
在人们艳羡和梦想成为万元户的时候，王翔就已经积累起十万元资金。“那时候，我就开始剥削剩余价值了。”王翔笑称。很快，他的综合服务社人数增加到60多人，每年上缴利税4万多元。
王翔的人生轨迹开始朝着良性方向发展起来。“我这个人悟性很好，知道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上，所以那些街道上的老干部非常喜欢我，有些荣誉他们都极力举荐我。”作为台属，王翔当选九江市政协委员，同时他还是民革成员、台胞台属联谊会会长。他大胆“向组织靠拢”，进而出任省政协委员和民革中央委员。
1984年，借城市改革的东风王翔成立了公司，“那时候我已经用汽车皮贩彩电了，用轮船从上海、重庆这些地方，通过各种关系搞到这些畅销货，然后弄到江西来，一方面批发、一方面零售，做得比同行大很多。”
他也有过动摇。1989年，人人都说看样子要改大集体了，王翔怀疑自己的公司还能不能继续干下去？江西省工商局到九江做调研，一陆姓局长鼓励他继续做下去，“这个人作为老一代干部很有预判性，我很感谢他跟我说的一番话。”
1992年，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第二年，私营企业主开始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江西的民营经济并不算发达，起初没有获得全国政协委员名额。但在当时的统战部部长的强烈争取下，江西作为“革命老区”也得到了一个名额。
“有一天，突然通知我到省里开会，说推荐我做全国政协委员，我吓了一跳。”
“张宏伟就是个包工头，韩伟就是个养鸡的农民，李安民是搞煤炭的，都没有什么高学历，这些人被推了出来，我自己也从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宾。”王翔认为这批人幸运，是历史给了他们机会。
他的机会也来了。九江市有一条龙开河，由于和长江相连，长江水一涨，龙开河跟着泛滥成灾，90年代初水利部门决定改造这个“洪水猛兽”。
龙开河两边有400亩土地，囊中羞涩的政府计划出让土地开发权募集项目资金，对土地敏锐的王翔觉得这是划算的买卖。“我们家以前就是老地主，有这个禀赋。”尽管手里只有几千万元，他仍然主动请缨承担龙开河治理开发工程。
其实，出让土地开发权，换取项目资金，九江市政府的做法也很大胆，反对者大有人在，王翔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让政府多了一份信任，决定让他一试。政府和私营企业主都在小心翼翼地试探，试探市场，试探政策，试探一切新的可能。
然而，即便政府通过，王翔的自有资金连进行前期的土地平整都不够，如何以小博大，玩转这个几亿元的项目？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王翔几乎每晚必须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即便如此，两小时后他仍然会惊醒。“我只有几千万元，要找的4亿元贷款尚无下落，即便贷到钱，每天的利息高达18万元，相当于每天砸掉一辆桑塔纳。”
4亿元贷款，凭私营企业一己之力无法实现。看九江市长的面子，建行打算放这笔贷款。王翔一级一级地跑，最后跟着市长找到了时任建行行长的王岐山。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王翔出演了一幕“王门立雪”。他在王岐山家门口等到大概12点半。“等这么久啊？先回去睡觉吧，明天来我办公室。”王岐山看到寒风中眉毛都冻白了的王翔，有点触动，“你这人真不简单。”
第二天8点半，王翔惴惴不安来到王岐山办公室。欣喜的是，王岐山很痛快地签了字。而龙开河改造工程，也让王翔积累了第一笔大规模资金。
王翔认为他成功是因为身上有三种基因：一个是土地的基因、一个是经商的基因、一个是对政治的敏感度。在龙开河项目还没完成的时候，国家要建设大京九，王翔就马上争取到京九线上第一大工程九江火车站改建项目。通过参与国家的重大市政建设项目，那几年，王翔的资产和企业规模上了一个台阶。
通过市政建设、土地开发，王翔更加意识到资源的价值，“实际上土地也是资源，你只要抓住资源，不管它涨还是跌，你终归都不要怕。”王翔告诉《中国企业家》。
由于担任九江市工商联主席，王翔有机会认识一些异地商会。广东商会会长手里有矿想介入房地产，而王翔手里有房地产项目想进入矿业，于是，通过相互参股，王翔把自己的商业战车开进了矿山，如今，他在云南、贵州、广西、江西等地有多处矿产。
“有了资源就可进可退。反例便是制造业，比如大家一窝蜂地搞太阳能、LED，但它们受市场影响太大了，说死就死。而资源性的东西不会垮。”王翔分享自己的生意经。
他坦承，全国政协委员这个头衔对他有保护作用。“人家觉得你可靠，你就能拿到大项目。我是全国政协委员、九江市政协副主席，又是民革中央委员，政治上可靠，经济上有实力，项目交给你放心。”王翔说。
对于敏感的政商关系，王翔也为自己划定了底线，“从我这买个房子能便宜点，但让我送钱不行。只有这样，你才能生存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