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我很热衷看历史书籍。
特别是对中日关系的演变发展尤为关注，我感兴趣的是日本这个资源贫乏的岛国为什么能牵涉全中国的目光呢。
变化从19世纪后期就开始了，许多人也会奇怪为何中国日益贫弱，日本却国力猛增?直到今日，中国的人均收入仍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
想想1868年明治维新后，20多年时间，日本已经实现了富国强兵，中国却始终没有改变贫弱和挨打的状况。原因是什么呢?
长江商学院有位教授曾撰文指出，当时的满清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所代表的是古老、腐朽和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他们学习西方，是被迫的无奈之举动，因为如果不学，明摆着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他们认为，危及自身统治的西方文化、意识和制度，一定不能学。
因此，其传统体制中官大而强、民小而弱的特点，始终都未能改变。在洋务运动中国家仍然充当了投资主体，民间力量只充当了无关紧要的配角。而以国家为投资主体所兴办的名类企业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基本都是亏损的。久而久之，它们都衰败了，未能为中国创造一个强大的现代企业体系及民族工贸和金融产业。
相反，明治政府所代表的是新兴的、先进的工贸金融商业资产阶级。对这个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来说，日本越能彻底的西洋化，他们就越安全，发展的空间就越广阔。一个法制的政府能更好的保护他们的财产，市场化了的金融、劳动力和企业制度，能让他们更加自由的运作和发展，这种利益上的动机，决定了他们要求全面西化的态度。
因此，不难理解，正如著名品牌营销专家、蓝哥智洋国际行销顾问机构创始人于斐老师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的兴旺更多的在于从战略出发从制度着手，充分学习西方世界富国强兵的理念并充分的吸收和运用，主动寻求创新和变化，而当时的满清政府却是从战术出发权利入手，不希望通过学习使百姓觉醒认识提高从而使权利分散和弱化，目的不同当然手段不一样，最后的结果就不用多说了。
记得原通用电器的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每次召开管理会议时，都会以“不改变，便灭亡”的告诫作为开场白，同样，惠普电脑的理查德·洛夫也观察到，由于变化的步调如此之快，以至于改变的能力已变成了竞争优势。
由此，诸如华为手机、格力空调等他们通过发明新的营销手段来创造、沟通并传递价值给目标市场，从而名扬江湖，获利丰厚，可以带给人许多启发。
诚然，炒作软文、挖掘概念、决胜终端、事件营销、新闻传播等一系列的营销方法，后来者也在不断学习，借鉴并运用，遗憾的是，有人学到了他们成功的手法方面蕴涵的创新本质，并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资源分布，从企业经营理念、战略导向、市场策略等方面进行深层次变革，打造富有个性的核心竞争优势，而有的则是学到了成功企业外在的流行表面文章，对企业现有经营理念和体系缺乏准确定位和认清本质的基础上，就片面的采取照搬照抄，实际运作中不加考虑成功企业之所以成功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当时的形态下多变的市场背景，其结果当然不用说是以悲剧收场了。
前类企业有点像日本的崛起过程一样，是从内心里主动性的寻求借鉴学习基础上，大刀阔斧的变革原先的落后或不足，就象波特教授所言的那样，一个公司的战略和竞争对手大不相同，才能算是拥有强有力的战略，而这点，他们做到了。而后类企业则就像满清政府一样，害怕伤筋动骨的变革影响面子和形象，狭隘的传统观念把借鉴学习也置身于保守的前提下，往往采取不痛不痒亦步亦趋的方式，不用说这样的做法在讲究速度与规模的新时期里，怎么会有自身的一席之地呢?
那么，企业经营应该注意什么?
为什么有的岌岌可危、焦头烂额，有的百折不挠、高歌猛进?
笔者在北京大学总裁班讲课中提到一个事例，想必给企业会带来很多启发。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民，父母早亡，从小给地主放牛，仅读过几个月私塾，长大后当了和尚，四处云游。三年多的时间沿街乞讨，风餐露宿，饱偿人间艰辛，在极度穷困潦倒下，最终投靠了一支农民起义军郭子兴的队伍，凭着作战勇猛，机智灵活，慢慢得到晋升，在一路东征西讨中，逐渐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战略。后来在安徽老家秀才朱升的策划下，他牢牢记住“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箴言，并一一落实到行动中。最终得到江山社稷，并延续了276年的明朝。
李自成呢?
与朱元璋出身一样，也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幼年的他靠给地主放羊为生。最后为生活所迫，无奈加入高迎祥的起义军，同样的作战勇猛，身先士卒，机智灵活。经过千难万险，终于在西安成立了大顺政权，最后直取北京，使得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崇祯皇帝被迫在煤山上吊自杀。
遗憾的是，李自成虽然和明太祖朱元璋一样出身贫民，却没有成为人人敬仰的当朝天子，在北京仅仅四十多天就不得不退出京城，被迫在山海关与吴三桂部和清兵联军的一场恶战中损兵折将，使大顺军损失殆尽。最终死于九宫山下，造成千古遗憾，让人叹息不已。
究其原因，李自成作为闯王英勇无比，所向披靡，但意识中缺乏宏大抱负。假如说象朱元璋一样，能有一个类似秀才朱升的人能对一路攻城掠地的李自成予以提醒、警示或告诫，放远眼光，在凯歌高奏中能时刻树立危机意识，清醒认识到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并一一落实和执行，就不会落到如此下场了。
朱元璋和李自成，相同的出身，不同的命运。
不是造物主作弄人，而是前者根据不同的战争环境，审时度势，清醒冷静的看到自身的不足，于是借助外脑帮助，制定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从而达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最终扭转了战争局势，开启了大明王朝。
这里所谓的“高筑墙”就是要加强军事防守，巩固后方。“广积粮”意指为了支撑战争的消耗，为做好后勤供给，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保障。“缓称王”指起义军领导不要等战争仅取得局部胜利就急着称王，一定要等到天时、地利、人和有相当条件时进行。否则，过早反而适得其反，事实上，当时的长江中游，陈友谅，张士诚等纷纷称王，只有朱元璋迟迟没有称王，暗中却在运筹帷幄，积蓄能量，整合各种资源，不断壮大自身实力，巩固自己地位。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决策为朱元璋建立明朝统治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朱元璋是个有勇有谋的人物。反观李自成，一路勇往直前，魄力与坚韧可嘉，但是缺乏谋略，尤其是进入北京后，缺乏管理的部下开始享乐，意志涣散，最终招致了失败。
从朱元璋、李自成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当下企业经营的深刻哲理和教训。
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各路企业呈现风起云涌之势，大家各据山头都想奠定市场、笑傲江湖，为此同质化的产品层出不穷。
此时此刻，面对激烈的竞争，笔者认为，假如企业能从自身客观实际出发，找好战略、找准定位，根据企业自身现有的资源条件不断整合与此相匹配的实战力量，以理性科学的发展观认清今后乃至未来行业的运行趋势，制定合理有序的经营规划。那么必将在市场中把握主动，赢得先机。
如果自身现有综合素质和条件达不到企业运行中的产业升级和品牌提升，那么就需要毫不犹豫的借助外脑来帮助自己缩短找到成功的路径。这就有点类似朱元璋在艰苦征战中聘请外脑朱升给自己规划统筹一样，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方向明确、目标清晰，同时抓紧落实执行，那么事业的成功将是指日可待的。否则自身有勇气，有魄力，没有战略目标，也没有外脑的协助，仅凭一腔热情和热血，事业是不可能成功的。
李自成的失败，从某种角度讲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深刻的反思过程。
屈指数来，当今企业的营销，虽然历经风雨，花样繁多，但其发展轨迹和运行脉络基本上是按照下面3个阶段进行的：
第一阶段：主要以适应需求、激发需求为主。
产品推广更多的是在生产层面技术层面上做文章，具体的表现方式就是突出性能和强调功效，往往在宣传中有意无意地把产品说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其遭受的质疑和由此产生的诚信危机使得企业很快陷入短命的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