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老板热衷投资酒店的原因，跟‘地租经济’如出一辙。”许青梅认为，为迎合制造业，东莞人兴建了大量厂房，出租给投资者。随着1000万外来工涌入，他们又盖出租屋，租给打工者。在制造业大发展的时代，东莞人仅靠厂租、房租便可以生活富足。
许青梅的父亲把自家住宅盖到六层(政府规定七层以上楼房需要安装电梯)，共有70多间出租屋，每间以200元左右的低廉价格租给打工者，入住率七成左右，每月交给街道办的一定数额的管理费后，净收入7000多元。“这还算少的，”许青梅说，“在经济发达乡镇，有些人家每月能收到四五万元房租。”
加上集体厂房出租的分红，东莞人仅靠不动产就能达到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东莞人可能是最早意识到土地财富效应的中国人。
不动产投资的狂热顺理成章地蔓延到酒店。许青梅很理解同乡人心中所想，“投资贸易可能亏得一分钱不剩，酒店亏得再厉害，还剩一栋房子。”
色情业如影随形地跟了上来。从东莞酒店业和色情业发展的逻辑上看来，两者几乎无法脱离对方而独存。
“他们都是由制造业带来的大量客商而蓬勃发展，又在发展过程中紧紧相拥。”东莞赋诚律师事务所主任汤瑞刚是东莞引进的第一个法学硕士，他1991年第一次踏上东莞土地时就注意到这一点。“大街上、巷子里、桥下、发廊里，已经有了很多站街女。”
酒店多了，卖淫女群体也随着酒店的等级产生分化。高级妓女服务于星级酒店。低级的仍然站街，50元、20元的都有，为低收入者提供服务。东莞上千万外来工，孤独漂泊异乡，青春被捆绑在流水线上，这些“性压抑者”也是潜在的“性消费者”，受收入水平所限，他们购买性服务的地方多半不在酒店，而是在逼仄简陋的发廊。
卖淫嫖娼属于非法行为，时刻冒着扫黄的风险。但东莞的务实精神又为扫黄提供了缓冲和保护。长期以来，当地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打击卖淫嫖娼，会打击外来客商，打击外来客商，则会打击东莞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