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死得太早，没有来得及接受思想改造。不可能自己‘洗澡’，不可能表示痛改前非的决心，也不可能像一些作家那样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改头换面的修改。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对鲁迅的遗产进行选择，对鲁迅的形象进行再造。
“1949年之后，鲁迅被写在了旗帜上。但是，他的思想遗产并不完全符合上世纪50-70年代意识形态的要求。与这一时期文坛掌控者的历史恩怨也是他必然要面临的障碍。鲁迅之所以被接纳，主要是由于***对他的推崇。但是，领袖的推崇并不能解决这个矛盾。1949年之后，鲁迅必然要面对一个复杂而微妙的环境。”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鲁迅大全集》主编李新宇曾在文章《1949：进入新时代的鲁迅》、《1955：胡风案中的鲁迅》进行过探讨，也为鲁迅作品在1949年之后的种种境遇提供了一种历史视角。
鲁迅作品在教材中的增增减减，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变迁的过程。鲁迅形象改造工程
2001年9月，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在这本书的最后，周海婴透露了1957年***与罗稷南的对话，也就是如今众所周知的“毛罗对话”：“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非常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资料图：鲁迅
极力推崇鲁迅的***，却要把鲁迅关进牢里？在李新宇看来，“这件事并不奇怪，也无需惊讶”，“当时一些文化部门的人都知道鲁迅的思想有问题，而且鲁迅作品当时就曾因思想有问题而从教科书上被抽掉。”
据宋云彬1950年7月4日日记记载：“第三册语文课本付排，灿烂谓所选鲁迅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乃鲁迅早期作品，思想有问题，其言甚是，为另选一课。”这里的“灿烂”是中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委员金灿烂，他与宋云彬都是当时教育部和编审局领导。经过两位的审查，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的语文课本中删掉了“思想有问题”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对《故乡》阅读史的考察，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长期占据课本主要地位、阅读者众多的《故乡》，却在“文革”后期—在鲁迅文章被大量选入课本的情况下，消失于中小学的课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