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井省三这样推测：这也许是因为，“文革”中阶级斗争理论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真理，没落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阶级的“我”与农民阶级出身的闰土，以及常常被归入小市民阶级的杨二嫂之间复杂的阶级关系，让《故乡》成为一篇解释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视为反革命的危险课文。尤其是面对寂寞的“故乡”，“我”那种动摇于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心理，在“文革”时期是不被允许的。
“鲁迅死得太早，没有来得及接受思想改造。不可能自己‘洗澡’，不可能表示痛改前非的决心，也不可能像一些作家那样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改头换面的修改。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对鲁迅的遗产进行选择，对鲁迅的形象进行再造。”李新宇说，“常常是完全不顾事实，在鲁迅脸上随意涂抹。今天许多人对鲁迅反感，反感的正是那个被打扮出来供上神坛的形象。”90年代再度不合时宜
改革开放之后，情况有些变化。上世纪80年代，因为强调反思，拨乱反正，带来了除旧布新的时代新风，所以有了“回到五四”、“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呐喊，王富仁、钱理群就是那时开始重新研究鲁迅的。但是，这一时期很快结束了。进入90年代，继之而起的是另一种时代文化，“鲁迅再次变得不合时宜。”李新宇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
“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稳定高于一切的时代，调侃的、娱乐的都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抚摸的、催眠的更受青睐。像鲁迅那样直面现实，拒绝瞒和骗，揭露问题，冷嘲热讽，又提不出建设性意见……早在90年代初，就有主流作家指出：鲁迅能引发地震。鲁迅好斗，爱骂人，当然不利于安定团结，所以不希望作家学鲁迅，也不希望娃娃们学鲁迅。”李新宇说。
资料图：中学课本上的鲁迅形象
实际上，综观教材内容删改的趋势，减少的是鲁迅时代感、政治性强的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等杂文从上世纪90年代便已逐渐撤出，取而代之的是，鲁迅那些回忆童年、缅怀师友、人情味浓的散文成为教材的主要选择对象。
在鲁迅之外的作家们身上，从教材删改的内容同样能看出时代变迁的痕迹。虽然具体的情况未必与鲁迅遇到的一样，但不再符合时代要求的本质却保持了一致。如茅盾的文章在2003年之后退出初中语文课本，郭沫若、老舍的文章在2010年之后也撤出，冰心写于1957年的短篇小说《小桔灯》，也在2003年的语文课本中消失。同样被删除的，还有《白杨礼赞》、《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刘胡兰慷慨就义》、《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等；取而代之的是余秋雨、沈从文、席慕容等作家的作品。
“革命拥有一些资源，无论人力资源还是精神资源，常常被带入革命之后的时代。那些资源在革命的年代也许是有力的武器，但对于建立新的秩序，却常常有害而无益。由于革命伦理、现实需要和情感作用，人们对一些革命资源常常非常矛盾：一方面是珍惜，一方面是警惕。”在李新宇看来，“鲁迅留下的遗产，不幸属于这样的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