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贪腐越治越贪的原因：体制性的不治之症

　　
　　按明代规定，巡抚与按察御史查获赃贿，都贮放州县作为公费。但万历时，都御史李采菲之流却打起了赃银的主意，“预灭其籍”，销毁起赃记录，然后中饱私囊。沈汝梁巡视下江，“赃贿数万”；祝大舟巡按江西，“临行票取多赃”；巡察云南御史苏酇也“贪肆赃盈巨万”。在这些大案中，犯案御史分别遣戍卫所或免为庶民，处分远较嘉靖朝为重，却已难挽御史贪污的狂澜。
　　
　　及至崇祯朝，御史贪赃纳贿已完全肆行无忌。御史史范尤其“无行”，巡按淮扬，把库中赃罚银十余万两都装入私囊；兼摄巡盐课后，又悉数吞没前任贮库的二十余万赃银。他还为吏部尚书田唯嘉受贿八千金从中居间，自己向富人于承祖勒索万金。事发彻查时，首辅薛国观还为之庇护，但“侵盗有据”，“不能讳者六万金”，无法交待合法来路，最后下狱瘐死。
　　
　　内阁辅臣是最高行政长官，御史巡按是中央监察大员，也都如此贪赃枉法，嘉靖以后整个官场的体制性腐败也就可想而知。太监自不必说，连宗王、军队与举子都加入了贪腐的行列。
　　
　　万历时，太监冯保曾收受殷正茂送上的金珠、翡翠、象牙。天启朝秉笔太监李永贞为人贪婪，利用督造宫殿、营建王邸之机，上下其手，“侵没无算”。崇祯帝即位后，他佯作引退，暗求奥援，一次就给司礼秉笔太监王体乾与司礼太监王永祚、王本政贿送十五万两黄金。但平心而论，明代后期，除魏忠贤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一般宦官的收贿程度，还赶不上英宗时王振与武宗时刘瑾。
　　
　　万历年间，军队的贪腐也够触目惊心的。其一，将官上下联手冒领军饷，具有集体作案的趋势，吃空额是最常用的手段。在任职九年间，庄浪参将杨定国与下属把总串通一气，每年冒支军粮约二千石。其二，大小军官全都卷入贪贿的狂潮。不仅大将接受偏裨的赃赂，文职也收纳武人的贿送。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低级军官则向士兵勒索，千户李鸾、胡志就因受贿而处罚。到崇祯朝，虚冒空额变本加厉，不仅将领，勋戚、宦官与豪强也都加入进来，狼狈勾结，“以苍头冒选锋壮丁，月支厚饷”。崇祯末年，京营名簿登录士兵达十一万多，但有人估计，其中“半死者，余冒伍”。明亡前一年，南京营兵号称十万有余，实际“不过三万”，空额超过七成，“而饷不减”，都装入了将领的腰包。这样贪腐的军队，在起义军与满清军的凌厉攻势下，自然兵败如山倒，明亡的命运早就铸定。
　　
　　不仅内阁、御史与文官、武将热衷贪赃收贿，诸王宗室也深谙此道。嘉靖时，交城、怀仁、襄城三郡王近支绝后，按例不应续封，但三邸之人为保住封地与爵禄，也千方百计乘间行贿，“所籍记贿十余万”。万历间，有人告发楚王华奎行贿请封异姓子，首辅沈一贯有意庇护，不予勘问。朝臣郭正域主张：事关宗室，台谏当言。万历帝同意查勘。楚王惶恐，贿送百金给郭正域，让他不要死缠烂打，表示事成之后“当酬万金”。
　　
　　唐宋以后，科举考试向来是王朝选拔后备官员的关键程序，晚明的贪贿也令其公正性荡然无存。仅万历四十年（1612），以贿买考中进士的就有刘琛、朱良材等多人，所出价格“或三千金，或五百金”，买通的对象或为房考行人，或是司经。
　　
　　内阁公卿与巨阉贵戚剧贪聚敛于上，胥吏衙役与门客豪仆则自辟财路于下。嘉靖朝，掌锦衣卫陆炳专用豪恶之吏，“富人有小过，辄收捕没其家，积赀数百万”，而爪牙胥吏也分肥其间。严嵩父子广受贿赂，其家仆严年与幕客不仅为之居间牵线，自己也大捞一把。严年尤为桀黠，行贿者给他取了个“鹤山先生”的外号。鹤山原是南宋学者魏了翁的号，隐喻任何打不通的关节到他那里都能搞掂，即所谓能“了”之“翁”。严嵩生日时，严年“辄献万金为寿”，出手阔绰如此，足见其私囊受贿之多。
　　
　　万历朝，张居正的家客游七也收受殷正茂贿送的金珠、翡翠、象牙等珍宝。至崇祯时，贪污受贿已成胥吏财富的最大来源，史称“吏书借为生涯，差役因之营活”。他们雁过拔毛，无所不用其极，“任其影射，重累百姓，一遇赦除，则百姓不沾，奸胥饱腹”，即便审计部门将其劾罚，主管上司将其降谪，仍不能让他们有所收敛。上行下效，无孔不入，从来是体制性贪腐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