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贪腐越治越贪的原因：体制性的不治之症

　　
　　嘉靖以前，敢大肆受贿的，例如英宗朝的王振、武宗朝的刘瑾与穆宗朝的李广等，主要还是近幸太监。嘉靖以后，位高权重的内阁大臣与纠贪反腐的御史巡按也频频上演纳赃受贿的连台本戏。
　　
　　嘉靖时，翟鸾初入内阁辅政，尚有修洁之声，后以重臣巡边，节制边地的文臣武将。大吏都“橐键郊迎”，“馈遗不赀”，巡边结束，“归装千辆，用以遗贵近”，得以再入内阁为首辅，“声誉顿衰”，终遭削籍。
　　
　　其后，严嵩入阁擅政，收贿敛财肆无忌惮，细节由其子工部侍郎严世蕃一手打理。他凭藉老爸的权势，“私擅爵赏，广致赂遗。使选法败坏，市道公行。群小竟趋，要价转巨”。除了严世蕃这个官二代，平时为之牵线搭桥者“不下百十余人”，而“尤甚”者就是严世蕃之子，堪称官三代的锦衣严鹄与中书严鸿。严嵩倒台，抄没的珍宝异物清单居然可编为一册《天水冰山录》。
　　
　　张居正在政治上不失为颇有作为的改革家，但贪贿也是不争的事实。南京刑部尚书殷正茂曾贿送他两个金盘，盘中各植高达三尺的珊瑚。据《万历十五年》说，追赃上缴的各种财物约值十万两以上，其子供称还有三十万两寄存各处，抬进宫门的抄没财物达一百一十扛。张居正去世不久，有臣僚上疏抨击：朝中“开门受赂自执政始，而岁岁申馈遗之禁何为哉？”
　　
　　在赵志皋做首辅时，綦江捕获一个奸人，搜出四份函件以及黄金五百、白金千两与虎豹皮数十张，再三审讯，他才供认去打点内阁票拟。这种贿买内阁，票拟作弊的情况，在崇祯朝更司空见惯。有携带黄金请托某中书舍人去行贿某个内阁大学士，让送贿者弄个副都御史做。这种案例，居然让巡逻士卒人赃俱获，足见其概率之高。
　　
　　崇祯朝首辅薛国观受贿案，让晚明政斗大爆好戏。御史史范贪污案发，崇祯帝怒褫其职。史某“急携数万金入都”打点，寄放薛家，合谋对策。政敌侦知揭发，史某下狱瘐死。史家门人举证史某“所携赀尽为国观有”，其事坐实，薛国观也被罢相。他出都时辎重累累，再次被举报，“得其招遥通贿状”，最后“法司坐其赃九千”，成为继嘉靖朝首辅夏言之后“辅臣戮死”的第二人。就在薛国观死后数年，明王朝也走到了尽头。
　　
　　在君主政体下，御史主职就是纠肃贪贿，但在体制性贪腐下，连他们也大索其贿。尽管武宗朝已有御史胡节贿赂宦官刘瑾案，但受贿现象却未见普遍。及至嘉靖末年，御史也卷入贪贿之风，形成猫鼠共眠的局面，致使在肃贪职责上“无闻以赃吏上闻者”。巡按御史黄廷聘过衡山县，知县陈安志不满他托大无礼，一怒之下打开其行箧，暴露“金银诸物甚夥”。事情闹上朝廷，黄廷聘虽受“冠带闲住”的处分，却保住了官籍。御史陈志先按察江西，途中丢失四件行李，为地方官查获，发现“其中皆金宝”，还有受贿簿，记载受贿“不下数万”，也“革职闲住”。隆庆时，淮扬巡盐御史孙以仁“侵匿盐银千余两”，事发，革职审查。殷正茂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岁受属吏金万计”。当轴正仰仗他平定僮民起事，首辅高拱竟然声称：拨给他百万金，即便“干没者半，然事可立办”。为了稳定统治，居然放纵贪贿，活脱脱自曝体制性贪腐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