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到底是出于国家大局还是一己之私来表达对新法的态度，成了宋神宗判断此案轻重的关键。他做了一个决定，安排宦官去狱中“卧底”。某日天刚黑，东坡像往常一样，在狱室倒头便睡，躺下不久，有两个人推门进来，什么也不说，也倒头睡下。东坡并未在意，鼾声渐起。凌晨四更的时候，他们又悄悄离开了监狱，东坡鼾声如故。后来，东坡才知道，这二人是宋神宗派来观察东坡的，看他心里有没有鬼，心中有鬼，自是辗转反侧，心中无鬼，当然起居自然。第二天，宋神宗高兴地对左右大臣说：“朕知苏轼胸中固无事也！”命悬一发，还能安之若素，酣睡如怡，东坡真是人中之杰，这也是他能从黄泉路上捡回卿卿性命的原因之一。
记好忘仇 雍容大度
东坡胸中无事，无愁，亦无仇。宋神宗以后，朝廷关于变法的争议从来未曾间断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法渐渐演变成了党争。变法成了士大夫升迁的那根撬棍，皇帝支持变法，则变法派得势，皇帝反对变法，则反对派得势，许多人通过支持或反对变法而一步登天。王安石去朝，司马光上台，司马光去世，章惇上台，如此循环反复，推动着北宋这艘大船渐渐驶向破败与没落。东坡虽然反对一些变法主张，但对变法中利国利民的政策还是非常支持的。他与王安石政治主张不同，受到王安石的放逐，但当王安石下台后，他和王安石却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他与司马光政治主张有相近的地方，但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他又上书指出个别新法不可废。他以事实作为判断变法对错、长短、优劣的标准，而不是像别人一样，在变法中通过站队来谋求政治前途。所以，他既不见容于变法一派，又不见谅于反对一派，变法派当政，他受排挤，反对派当政，他同样受打击，故一辈子颠沛流离，屡遭贬谪。不过，无论境遇怎样，他始终豁达，乐观，不记仇，对于曾经欲置他于死地的同僚，人家得势时，不卑躬屈膝，人家失势时，也不落井下石，且总记着人家的好。
东坡和章惇年龄相仿，年轻时曾是好友，终因改革的推进而失欢。绍圣元年（1094），宋哲宗起用章惇为宰相，鉴于自己曾经遭到反对派的攻击、贬谪，章惇在复行新法的同时，还大肆对反对派进行报复。他不仅把已故宰相司马光的牌坊拆了，把朝廷赐司马光的碑文磨平了，还动员十几岁的少皇帝下诏对司马光掘墓鞭尸，其品格之卑劣，手段之残忍，实属罕见。因为东坡曾经明确反对过变法，同样被章惇划归反对序列，毫不手软。
于是，东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州市），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东坡习惯了贬谪的日子，无论怎样恶劣的环境，他都优游自乐，精神高蹈，还佳作不断，诗如泉涌。在惠州，他曾作诗：“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章惇见东坡贬谪的日子也这般滋润，触动了敏感的神经，马上又将61岁的东坡再贬至昌化（今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任琼州别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