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很可惜，千百年来，国人是该爱的爱，不该爱的也爱，不管什么情况都死要“面子”。所以鲁迅先生早就说过：“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他在《说“面子”》一文中，把国人太爱“面子”的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他说：“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没给他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 输了银子，却赢了面子，对中国人来说，也并不算坏。”
还说：“说面子是中国人的命根子，似乎并不为过。对女人来说，因为男人摸了自己的手，而砍掉之；因为男人动了自己的身子，而消灭之，在古时候，这样的事，并不鲜见。对男人来说，为了活得体面些，而不惜牺牲掉自己真正‘命根子’的人，也大有人在。” 人太爱“面子”，便虚荣起来，亦爱掩饰了。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这般。他用猪皮抹抹嘴唇，油光光的，装富有以掩贫寒；好说先前的阔，以祖宗的荣光，掩饰现在的卑贱。人太爱“面子”，通常会像小说《变色龙》里的人物那样去“变色”，这实不足取。
太过爱“面子”在中国历代官场尤为凸显。一个人做了官，宁死也要保住面子，有的被杀头时还想着穿戴官袍，以保住“面子”。农民起义领袖陈胜，随着权力和地位的上升，自觉不自觉地讲起“面子”，一次竟因为穷乡亲来找他，觉得丢了自己“面子”，居然把人杀掉。
朱元璋
朱元璋当了皇上，过去和他一起讨饭的穷乡亲投奔他，他认为有失体面，叫人推出去斩了。乾隆时山东巡抚国泰贪纵大案，如果深挖，可能涉及全省官员，于是乾隆给查办的钦差大臣一道密谕，假惺惺说什么不忍再兴大狱，实际顾虑的是“朕之颜面”，要“面子”不顾吏治，乾隆一朝结果腐败愈演愈烈。慈禧过寿为“面子”好看大讲排场，挥霍海军经费重修颐和园，以致削弱了抵御外侮的力量。这些世人早已耳熟能详的事例，足以证明历史上官场讲面子的程度有多深，危害有多大。
时至今日，一些为官者仍旧为“面子”所累。他们中，有者行必坐高级轿车，住必居气派豪宅，穿必名牌服装，吃必高档饭馆，办公室必豪华装修，把个官场的“面子”做到了极致。有者下基层前呼后拥，外出送往迎来，否则就不气派。有者为上司增加“面子”， 吹捧、附和 、取悦，乃至请客送礼，以求上司对他的回报，在别人面前抬高他的“面子”。有者对屡犯错误或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一味迁就“面子”，批评不疼不痒，不触及实质，表面上给留“面子”，实际上在害人。
不是有许多领导干部就因为缺少这种批评，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吗？有者挨了批评，丢了“面子”，不知“羞”而后勇，通过努力，纠正错误，挽回“面子”，反而耿耿于怀，寻机报复，甚至雇凶杀人，以泄私愤，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者讲亲情、友情“面子”，为一些老同学、老战友、老上级或亲朋好友提干、入党、立功等打电话、递条子，甚至做出“出格”之事，这种“面子”给多了，自己最终丢尽了“面子”。有者好大喜功，沽名钓誉，弄些应景之作、虚假政绩给自己充“面子”，他自己获得了所谓“面子”，却给党抹了黑丢了脸。有者为了面子，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行径也干得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