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的美国排日情绪远远超越了一战期间的排德情绪。在美国各地，理发店的窗子上挂牌子写道：“日本鬼来刮胡子，发生意外概不负责。”饭店贴出标语：“老鼠、日本鬼，本店一概毒杀无误。”加油站拒绝给日裔加油，连水都不给他们。甚至公共厕所也禁止他们进入。
2011年11月3日，美国国会正式向参加二战的美国陆军442联队和100步兵营授予代表美国最高荣誉的国会金质奖章。这两支美国二战中最具传奇色彩的部队的士兵全部由日裔组成。奥巴马总统在法令中写道：他们勇敢地在国内与种族主义、在国外与法西斯主义战斗。其卓越的忠诚与牺牲是应得到称颂的爱国情怀。
该新闻刊载在全美各大媒体，包括最大的日文报纸《罗府新报》。这份超过百年历史的报纸唯一一次停刊就是在1942年日裔美国人被拘禁期间。
着名作家托马斯·索威尔在《美国种族简史》中写道：日裔美国人的历史，是一个悲喜交集的故事。移居美国的众多种族中，很少有像日本人那样坚定而执着地充当模范公民。日本人遭受的冷眼和遇到的隔阂也堪称最甚，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投进了拘留营。可是，日本人比其他种族更出色地战胜了所有困难，在经济、社会及政治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70年前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战机呼啸着朝珍珠港俯冲而来，使这天成为美国的国耻日，也拉开了4年太平洋血战的序幕。正是从这一天起，几十万美国日裔居民陷入了无尽的命运漩涡。
明治维新结束了日本的锁国时代，也开始了其海外移民潮。日本移民到达美国的时间比华人晚30年左右。19世纪60年代移居美国本土的日本人才200出头，10年后略少于200人。但此后就迅猛增长起来。在19世纪80年代，2000多名日本人移居到美国本土，90年代这个数字增加了3倍，20世纪头10年内达到10万人的高峰。
20世纪初开始，美国开始排华浪潮，和中国人一样被视为“黄祸”的日本人也受到波及。此时赴美的日本人数量很少。由于美国禁止亚裔女性入境，移民中男子占大多数—1890年男子人数是女子的7倍，1900年的男子人数是女子的24倍—因此许多人后来都返回了日本。到美国允许日本女性入境后，引发了相片结婚潮，即在美的日本单身汉凭借一张照片就在老家决定了妻子并帮助其赴美结婚生活。这在美国人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
暴雨前的微风
珍珠港被日军轰炸之时，25岁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生艾娃·户栗(日文名户栗郁子，后同)正在日本探亲，美日两国的战争断绝了她回到“家乡”的可能。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她将会在以后4年以“东京玫瑰”之名成为太平洋战场最知名的女性。而17岁的丹尼尔·井上(井上建)则是夏威夷大学的一名普通毕业生，他从事的是医疗工作，其家族在1899年从日本福冈来到美国。
井上建和户栗郁子都属于“二世”。在日文里，“一世”指第一代移民，“二世”为第二代。在20世纪30、40年代美国日裔的主流基本是“一世”和“二世”。讽刺的是，“一世”中不少还是日本籍，这主要是源于美国过去歧视性的法律，而“二世”和“三世”几乎都是美国公民。
在文化上“一世”和“二世”显示了许多微妙的不同。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3/4的“一世”是佛教徒，半数的“二世”却是基督教徒。“一世”社团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加以辩护，而以“二世”为主的“美籍日本公民团”所打出的口号则是“我为我是一名日本血统的美国公民而自豪”，愿意与“美国所有的敌人”作战。
21岁哈里·福原(福原克治)就是一位已经完全“美化”的“二世”。出生于华盛顿的他14岁时父亲去世，依然不太习惯美国的母亲带着全家回到故乡日本广岛。福原克治无法融入日本的文化氛围，于是1938年又独自返回美国。洛杉矶一对白人夫妇如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照顾并养大了他。
在二战中有着特殊意义的广岛，类似于中国的广东台山，恰恰是日本向美国输送移民最多的地区。在广岛，侨汇总额高达当地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广岛一个移民寄回日本的平均数额，比占日本人口1%的最高收入者的平均年收入还多。
2001年的电影《珍珠港》中，有一个美军伤员拒绝日裔医生治疗的片段，而在1970年的《虎!虎!虎!》中，同样有美军工作人员在日军偷袭后怒视一个日裔青年的场景。事实上日本的偷袭、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势如破竹、来自潜艇和水上飞机的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引发了美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恐慌(甚至沃尔特·迪士尼的卡通工厂也进驻了高射炮)和仇日情绪。而日军在东南亚和中国对平民和战俘的残酷虐待和屠杀无疑也成为了重要诱因。
有人砍倒了一些现在成为华盛顿代表性风景的樱花树，联邦调查局(FBI)以美国安全的潜在危险为借口，搜捕了约1.5万名日裔。这次搜捕得到了日裔领导人的公开支持，他们把本族年长者的亲日立场看成是对美国的不忠，是对一般日裔美国人的威胁。搜捕的结果几乎没有发现什么通敌或者间谍行为，实际上尽管当时对日本人的惧怕心理无处不在，但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判有通敌的美籍日本人连一个也没有。
然而这仅仅是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前的一丝微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