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锦州是个大昏招
历来人们关注的都是九一八事变中沈阳的不抵抗，但从史料来看，蒋介石是否曾经下过不抵抗的命令还有争议，相关证据只是孤证，算不上确凿。要知道当时张学良对东北军是有绝对控制权的，退一步说就算是有南京的不抵抗命令，他要下令抵抗，东北军肯定是服从指挥。所以张学良难辞其咎。
但不可否认，张学良之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一贯对日政策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在此前的济南事变、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等中日纠纷中，南京国民政府都采取息事宁人的立场，不惜以满足日本的要求来换取事件的平息。从蒋介石到张学良对突然爆发的九一八事变都缺乏足够清醒准确的判断，依然还是延续既定方针，这无疑对于张学良最后采取不抵抗政策是有很大影响的，即使蒋介石没有明令，他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说九一八还是突发事件，判断和应对出现失误还有点原由，但是丢失锦州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侵占中国野心的大暴露
从九一八到锦州失守差不多有三个半月的时间，当时的东北军无论是训练还是装备，在中国的各路地方军队中都是一流水准，但没有什么反攻沈阳的主动行动。
此后，南京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12月2日，国民党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它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即要求三国保证中立区的安全。
锦州有东北军的东大营，战备物资和指挥机关一应俱全。锦州以北是狭长的锦西走廊，两侧都是山地，日军来攻，大部队难以展开。锦州以南则是山海关，可以作为防守锦州的坚固后盾。但南京政府却想以锦州中立换国联支持。
既然准备这样解决，锦州自然不容有失。时任外交部代理部长、与张学良私人关系密切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于11月23日致电张学良：“弟意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与今晨外委会讨论众意佥同。顷见蒋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张。”29日，顾维钧和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如日方无理可喻，率队来攻，仍请吾兄当机立断，即以实力防御。”
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同时还表示：日军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
12月8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遭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言辞之严厉，前所未有，但从文字来看，外交考虑仍在里面占了相当大的分量。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蒋介石仍旧以“外交”为第一出发点，考虑战略问题。
为了增强张学良固守锦州的信心，蒋介石和宋子文还提议可以派空军和中央嫡系部队、税警部队等前来增援，并都归张学良统一指挥，甚至还提出可以给予东北军军费援助。
但是，国民政府的前后反复，不可能对张学良的判断毫无影响。即使派遣援兵，也非朝夕可至。至于军费，从军阀混战期间蒋的表现来看，完全可能是口头支票。因此，一切的有利条件都没能坚定张学良的信心，最后他还是选择弃城而退，甚至连象征性地打一下都没有。
后来张学良曾经谈及放弃锦州的原因，一是没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赢；二是怕自己的部队在作战中的损失得不到补充——之前的中东路冲突不就是这样吗？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这可是最重要的了。
随着张学良在锦州的不战而退，东北局势也就雨打风吹花落去，再也无法挽回了。日军随即转兵向北，马占山的部队既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实际上军事策应的可能，终于被日军击溃。东北各地其他自发的抗日武装也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士气迅速瓦解，更不提有效指挥和协调，很快也被日军各个击破。东北三省128万平方公里领土，相当于日本国土的3.5倍，3000多万人民都落入了日军手中。
同时，恐日动摇的情绪也在东北军内部弥漫，以至于在此后的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中，东北军各部毫无斗志，争先逃跑。在锦州不战而撤给予东北军自身巨大的心理打击，最直接的恶果就等于是自废武功。
日本方面，关东军“下克上”吞并整个东北的行为取得了完全胜利，这进一步激发了日本法西斯分子坚持侵略路线的疯狂野心。日本人的性格，在干一件事情最初的阶段是典型的“高高抬起，轻轻落下”，小心翼翼，试探性质很强，可一旦得手，就立刻进入癫狂的兴奋状态，开始不顾一切地冒进蛮干。之前的甲午战争、之后的偷袭珍珠港，无一不是如此。正是由于九一八事变轻松得手，日本军国主义对侵略中国也进入疯狂状态，并在六年后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最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也将自己拖入了对华作战的大泥潭。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图为会议现场
日本侵略吞并中国的野心暴露
东北的沦陷，土地、人民和资源的损失，就暂且不说了，在军事上最直接的就是当时号称亚洲最大的兵工厂——沈阳兵工厂也落入日军之手，有步枪约15万支、子弹约300万发、迫击炮约600门、炮弹约40万发，山、野、重炮约250门，炮弹约10万发，火药约40万磅全部成为日军战利品。此后，沈阳兵工厂更是成为日军最重要的军火基地，八年抗战中日军侵华部队70%的武器弹药都是由沈阳兵工厂生产的！1944年遭到美军大规模空袭前，沈阳兵工厂每月可生产步枪6000支、轻机枪80挺、重机枪50挺、75毫米野炮约20门、75毫米步兵炮约8门、75毫米高射炮约8门、37毫米平射炮约40门、81毫米迫击炮约20门……这些每月生产的步兵武器及其弹药就可以装备日军2个步兵旅团(相当于中国军队的1个师)和1个炮兵联队。从九一八事变后到1944年，仅步枪一项就生产了约90万支，相当于日军90个师团的装备数量！
这场事变进一步暴露了日本侵略吞并中国的野心，向全国人民敲响了警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越来越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在民族危机感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民族责任感也在迅速提高，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开始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也终于意识到和日本的战争将无法避免，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民意也是相当强烈，如果再继续对日妥协，很可能会引起民众甚至军队的反对，因此在“围剿”共产党之余，开始加紧备战，强化落实修建国防工事和公路铁路、采购武器装备、整训部队等等措施。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民族团结日益增强。但遗憾的是，要直到1936年，被逼着打内战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才最终促成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丢失东北的少帅也算是将功补过，而蒋介石重视“国际援助”的思维惯性却还将继续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