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佳丽特·博登——希姆莱慈母般的妻子，两人生有一个女儿——就曾以自己的金发碧眼吸引了她那位“亲爱的小坏蛋”。海德薇·波特哈斯特——希姆莱和其他人都亲切地称他这位长期情妇为“小白兔”——同样是那种北欧式的外貌，只是更为纤瘦。就希姆莱萦绕于怀的那些烦恼来说，这位帝国首领可谓是颇为不幸。他五尺十一寸的身高符合自己为党卫军规定的身高标准，然而，他那黑色的头发、近视的眼睛以及平瘪的胸膛都体现了他那北欧理想的相反例证。泽-西普鲁士省总督阿尔伯特·福斯特于1943年的一次内部调查期间曾吐露说：“我要是生成希姆莱那样，我都不会提种族这个词”。与此相反，希姆莱不仅鼓吹日耳曼人的外表，而且还宣扬所谓的日耳曼德行，他自己私底下明白，这两方面他很多都不具备。
根据1935年11月9日所颁布的一项法令，党卫军士兵要在18岁时开始踏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在此之前，他们应该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在那里，他们会被灌输一些宣传手册，比如《扈从——日耳曼人的战斗单位》。这本特别的摘录集乃是从各个作家那里选录得来，其目的在于“传达日耳曼祖先的生活方式与德行操守所体现出的一种印象”，其中还带有一句塔西佗格言：“始终为一群精挑细选的青年所拱卫，这是最高贵的荣耀，也是最伟大的力量”。
希姆莱本人的长相并不符合标准
在该手册的结尾处，青年读者们会通过塔西佗那本最危险的书了解到“扈从的荣誉在于战斗和勇气”，这会以纳粹的行话来呈现，并且居心叵测地与元首崇拜联系起来。这本摘录还提到，一旦日耳曼的年轻人被他的长辈认为“有从军资格”，他就会在庄严的仪式上从长辈那里获得一面盾和一支矛，从此成为“国家”的一名正式成员。两千年后，少年纳粹在加入党卫军时会象征性地接过一把匕首，从此就成为党卫军的一员。尽管这种成年礼源于中世纪的骑士文化，但希特勒青年团却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历史悠久的日耳曼传统。相似之处还不止于此。就像这本摘录对中性的拉丁词语princeps所作的翻译一样，日耳曼的祖先的扈从与“地方首领”那些配备新式武装的随从也没有什么分别。
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只要某个随从在“他的元首”身边与自己的同侪竞逐到一席荣誉之位，那些被挑选出来的年轻人就要给他提供权力与威望的支持（这又使读者回到了那句题词）。这位日耳曼首领为胜利而战斗的同时，他的随从也要为他而战斗。如果自己的首领战死而自己却生还归来，那么他就要蒙受羞辱。他们坚信自己的心声响彻时空，并因他们的祖先而更加响亮，未来的党卫军士兵在加入党卫军时要作出以下宣誓：“我向您，阿道夫·希特勒，宣誓忠诚与勇气。我发誓服从您和您任命的上级，至死不渝。愿上帝助我”。
纳粹无情清洗同性恋者
日耳曼人的自由意志得到了众多国家社会主义作家的高度赞誉。这些作家大多以塔西佗为参考凭据，然而，这与同样由意识形态要求的无条件服从相龃龉。塔西佗本人曾经意识到日耳曼人独立性的弊病：在开会时，战士们总是迟到，有时还会拖上两到三天；他们缺乏维持宗族间和平的必要法规；往往互相争斗而不是同罗马人战斗。恣意放任的独立性造成了族群的分裂。他们会作为雇佣军，使某个敌人得胜而使另一个日耳曼部落失败。
早在16世纪时，海因里希·贝倍尔就曾坚信，日耳曼人除了其他被遗弃的日耳曼人外不会屈从于任何人。如今，希姆莱宣称，“唯有我们自己的人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危险”，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种族主义真理。他依然将自由意志确立为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但却存在着危险的缺陷，他将两千年的德意志历史重新讲述成一条坎坷的“通向服从之路”：它在元首那里发现了自己最终的归宿。希姆莱被这种自相矛盾的浅薄论调冲昏了头脑，他需要那种“源于血统、荣誉以及自由意志”的服从，这是一种“自愿的”服从，“因而更具有约束力”。绝对的自由就在无条件的服从之中：这位老练的空谈者再一次沉迷于自己的学说当中。希姆莱还用轻描淡写的残忍谈到党卫军内部的问题。有一次，他承认像他们日耳曼祖先那样——将同性恋者和衣投入流沙之中——来处理同性恋者将不再是一种合适的做法。为了取代这种古老的做法（对此，塔西佗与君特都曾论述过），希姆莱打算有组织地清洗那些与同性恋有牵连的党卫军成员。当希特勒于1941年下令将党卫军成员和警察中的同性恋者处死的时候，他一定认为自己的看法得到了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