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驻美大使胡适致电国内，报告14日曾探访美财长摩根索，摩根索表示，“自苏、日协定后，美国政府对中国之同情只有增浓，绝无减退。”并建议就此即与罗斯福总统一唔。15日午，胡适与宋子文同访罗斯福，罗斯福称，“苏、日协定并非全出意外。所不可知者，苏俄此后是否仍继续资助中国抗战。甚盼中国政府有确切消息见告。”宋子文向罗斯福表示，中国及远东之形势极其严峻，中国急需要得到美国切实的援助，希望罗斯福总统能于最近期中发表援华的具体方案。罗斯福允予考虑。谈话时间15分钟。当日下午，罗斯福在白宫对报界谈话时即声言：美政府援助被侵略国家之政策绝无变更，当然中国亦在其列，今晨与中国大使胡适及宋子文先生商洽援华详细办法。中国所需各项物资已加以分析考虑，现正在筹办中。十几分钟的谈话，作为战略家的罗斯福态度很明确，表态也颇高明：苏日签约，你们国民政府很着急，跑来求援，但签约不全在意外(潜台词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键一是看苏联是否继续援华(这才是实质性的)，二是与苏意识形态一致的中共此后的态度，政府可否将之拉过来，以壮大抗日力量。这实际上是除允予扩大援助之外，又给了蒋介石缓解这次危机的另两点提示，特别是后者，可能也意在提醒国民党人，不要因对苏不满而借机反共，影响对日作战的全局。
4月17日，美国决定以价值四千五百万美元之军用器材对华军援，此为美国对华军援之始。
下下之策，做联德和日之准备
除上述较为公开的一些应对外，国民党高层一度还有一种最机密、最不足为外人道的准备，即在事起之初情况不明、又十分愤激的情绪下，蒋介石可能也表示过、提过如下一种设想：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苏竟与日勾结、轴心集团实力大增(据苏联学者斯拉温斯基著《苏日中立条约》一书首次披露的苏联外交档案文件，斯大林认为，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是第一步，是进一步在“大问题”上合作，使“三国条约”变成“四国条约”，即用德意日苏联盟对付英美的一个步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英美又不肯对我提供一点像样的援助，也倒向德日一边！这种万不得已就“和日”的说法，在与蒋接近的人员中，可能不止一人听到，蒋侍从室的唐纵在同一天的日记中也有透露：“为日苏中立协约，我驻美大使胡适与宋子文氏往见美总统罗斯福。事后日方广播，谓我似以美国苟不大规模给予中国援助，则唯有驰向日华和平之途为理由逼迫罗斯福云。此虽推测，但近于实际。宋子良之赴美，即有传达此意之任务。”唐纵这个话的来历，是蒋有可能在私下议论时，愤愤而言：苏俄如此不顾信义，英国更是滑头，这次美国人如果再不给点像样的援助，大家都玩花样，我也与日本人讲和算了！
随着苏联作出解释、罗斯福态度明显积极后，蒋的态度有所缓和。同时，蒋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也更为自信，5月18日上午，蒋约程潜、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熊式辉、刘斐、徐永昌等谈话，“关于国际，蒋先生认为德必攻苏，日必南进，美必参战(坚决认定)。”徐永昌则认为，蒋说的三种情况，无论任何一项发生，皆于我有利，并判断“德只要在未和英前攻苏，美必参战，即等于苏联加入英美，久之必渐形成似第一次欧战之情形，是倭之南进北进皆成问题。”“特恐德不攻苏耳”(《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1年5月18日)。此时离苏德战争爆发还差一个月零四天。
总之，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经过短暂的愤激、混乱甚至动摇，国民政府作出了大体正确的研判与应对，力争将危机带来的破坏程度降到最小，引导局势朝有利于坚持抗战、有利于稳定民心士气的方向发展，既未使中苏关系恶化，又争得美国的扩大援助；并对国际局势的走向作出了较为准确的预测。作为在外交上处于劣势的弱国，面对突发的外交危机，基本上实现了化被动为主动的战略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