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家住硚口区的83岁老读者付文启给本报打来电话说，晚报的“国仇家恨·我所经历的抗战岁月”的栏目办得很好，让后辈们重新审视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极具教育意义。日军侵占武汉三镇时，只有6岁的他亲眼目睹了日军在武昌城的残酷暴行，至今不能原谅。
我叫付文启，1932年出生于武昌曾家巷。6岁那年，武汉沦陷，日军攻占了武汉三镇。当时，我的父亲是一名黄包车车夫，由于是本地人，所以日军给他颁发了良民证。在那个惨绝人寰的年代，一本所谓的“良民证”几乎等同于“救命稻草”，没有良民证的老百姓随时可能被日军捕杀。
为了养家糊口，父亲每天起早贪黑在外拉车。每晚回来，便用水缸的水往脸上、头上猛浇。后来才知道，原来父亲白天在外拉车时，看到太多日军残杀百姓的画面，很多无辜百姓被当街击毙或奸杀，这些惨景让父亲每天都如临噩梦。
1939年的一天，父亲在武昌巡司河附近拉车，日军当年在那一带设置了哨卡，凡是从难民区进入到武昌城的百姓必须出示良民证。父亲正在排队进城，接受日本鬼子的“安检”。当时父亲正拖着车，在出示良民证时，只是用一只手把证件递到守城日军的手里。不料，其中一个小鬼子嘴里“叽里哇啦”一番，猛地用脚踹在父亲的小腿上，小鬼子穿的翻毛皮鞋，又重又硬，这一脚上去，我父亲连人带车栽倒在地。
被殴打了一番后，父亲这才知道，原来进城出示良民证要双手举过头顶，还要给日军鞠躬，不然很容易遭到小鬼子的毒打。当天父亲一瘸一拐回家，小腿肿得十分厉害，躺在家里一连睡了好几天。我看着父亲痛苦的样子，心里恨不得拿把刀把小鬼子杀光。
从那以后，我就想拿起枪保家卫国。19岁那年，我如愿当了一名人民警察。至今，我都不能忘记小鬼子给我的家人、我的同胞带来无法磨灭的伤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