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方这种广播,甚至使中共中央军委一项命名英雄模范的行动紧急叫停。事情经过是:第42军坦克团有一辆坦克在第一阶段作战打得很英勇,当同行其它坦克中弹瘫痪、步兵又追赶不上时,单骑插入敌方纵深,一直冲到高平省省会高平城内,才被反坦克地雷炸翻。部队咸信这辆坦克的四名乘员(车长、炮长、驾驶员、二炮手)已全部牺牲,于是报请中央军委,希望追授“英雄战车”光荣称号。军方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符育群、王锡潮也在重兵保护下,赶赴现场拍摄纪录片。
没想到几天之后,这辆坦克的郑姓二炮手(广东潮州人)却在越南广播电台开口说话,中方这才知道他已被俘。追授光荣称号一事当然因此告吹,解放军总政治部还严令参战部队今后“注意核实英雄模范事迹”,慎防再摆乌龙。直到硝烟散尽的当年5月,交战双方互报战俘名单,中方才知道:解放军在这次“惩越之战”中总共有239人被俘(448团占202人),其中一人因伤病死于羁押期间,实际交付遣返者为238人。另有少数失联战士经过艰辛跋涉,在战后一、两个月中陆续归队,虽然被折磨得皮包骨、遍体鳞伤,但总算躲过了被俘的厄运。
中国的俘虏营没有围墙
中方在这场28天战争中押回了数千名越南俘虏。尽管这些人都是在真枪实弹较量中被活捉,但并非每个人都算得上真正的“战俘”。原因在于,越南仿效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共实行“人民战争”,把边境居民武装起来抵抗“中国侵略”,甚至某些老弱妇孺也人手一枪。捉到这些有武器而无军籍的越南平民,反使中方大伤脑筋。当时在广西的雝宁、百色、天等、大新四县各设立一处俘管所,每处关押几百到一千人。但其中只有雝宁与百色两处对媒体开放,就是因为另外两处关的全是“老百姓”,里面有父子、兄弟,甚至孕妇,确实“有碍观瞻”。
百色俘管所主要关押越南正规部队与公安军的官兵,算是如假包换的战俘营,在押者军阶最高的是一位姓农的上校。“前指”联络部曾邀请外国记者前往百色参观,藉以展示中方胜利。雝宁俘管所主要关押越南民兵,以及少数现役军警,只接待国内媒体或其它经过特许的参观者。当时参观过雝宁俘管所的军中文化名人有电影编剧黄宗江、作家沈西蒙、吕兴臣、导演史文炽、诗人纪鹏、柯原、叶知秋等。据知情人士称,俘管所设在雝宁县蒲庙镇的县党校旧址,距南宁市30公里。该处十几幢平房疏落有致,绿树成荫,但四周竟无围墙或铁丝网,只有背枪的解放军游动哨来回巡察。
越南俘虏一律穿藏蓝色服装,睡上下两层的木床。中方透过越南华侨翻译告诫他们:俘管所保障各人在警戒范围以内的人身安全,但若私自逃跑,在此范围之外被民众打杀,中方概不负责。事实证明这一警告十分有效,直到俘虏遣返结束,各俘管所始终未发生逃亡事件。俘管所向每个战俘提供每月25元人民币生活费,但这些钱并非现金,发给战俘的只是一个类似存折的小本子。凭本可在小卖部买点香烟、肥皂、信封之类,买一件东西就照价从总数内减去,用完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