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说他希望“粉碎人们内心的国际主义”，这听起来很无助，或者说是无知。他在日后坚信“国际主义”是犹太人的标志，但是在此时他还没有想到那么多。而克肖认为可以将此看做希特勒仇恨犹太人的表达。市井小民希特勒不满“内心的国际主义”是因为德国各州之间不够团结。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其自传此处可信，因为有很多证据可以佐证)，巴伐利亚很多人都指责普鲁士将他们卷入了战争当中，这是没有道理的，巴伐利亚也是德国的一分子。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191页。希特勒从部队寄回的信言辞简单，还伴有许多笔误。这些信反映了他从在奥匈帝国时就产生的简单想法：德意志民族是一家，应该拧成一股绳。
昔日战友也无法印证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开始仇恨犹太人了。他被战友们称为“画家”。他们回忆说，除了具有比较突出的民族主义情结之外，希特勒对政治并没有什么兴趣。而民族主义情绪在参加世界大战的士兵中是极其普遍的。他只是一个想在长官面前展现自己的小兵，希望得到认同，得到他人生中几乎没有经历过的认同。马克思·阿曼，时任巴伐利亚第二步兵团上士，后为弗兰茨—艾尔出版社社长(出版了《我的奋斗》)。在纽伦堡审判时他坚称，希特勒在一战时没有表达过政治立场。恩斯特·施密特是希特勒最亲密的战友之一。他说自己不记得希特勒曾经就“犹太人问题”发表过什么观点。另外一个战友说，有关犹太人问题，希特勒在一战时最多也就是说过几句拾人牙慧的话。而在一战后移民美国，后又被希特勒接回德国的伊格纳茨·韦斯滕基尔希纳则说，他从没有听出希特勒要做“恶事”的意思。
希特勒战友的审判书中写道：他们所有的人在一战中都未曾预料到1918年后希特勒会如此的仇恨犹太人。团里的副官弗里德里希·维德曼在战争中与希特勒朝夕相处，1918年之后他们失去了联络。后来他在报纸上获知了昔日战友希特勒成为了政治家并且是狂热的反犹分子。维德曼写道，他思考了很久，是什么原因让希特勒如此狂热地反犹。然而，他始终没有找到答案。但他认为：“一战期间同犹太军官的接触可能会对希特勒的变化起到些许作用。”他说，因为团里的犹太人都很勇敢。维德曼还描述了希特勒作为帝国总理时如何帮助一个因为“雅利安条款”而失去法官职务的犹太连长的。他说：“希特勒对那位军官还记忆犹新，他下令允许这位军官将钱汇往国外。‘他是一个勇敢的军官，请让他得到自己的钱。’希特勒简短地说。”
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仔细研究了希特勒在军队的升迁之路。他的结论是，希特勒在一战时期并不仇恨犹太人。“其之后的政治观点和种族教义在一战参军时都无从察觉。”就连克肖在提到约阿希姆斯塔勒的研究时也不得不承认，“希特勒在他一战战友的记忆中并非一个反犹主义者”。但是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和布洛克以及费斯特一样，更愿意相信那些基于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产生的固定套路、陈词滥调。克肖认为没有理由认定希特勒“编造谎言，将1918/1919年才产生的念头移植到之前”。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克肖引用了巴尔塔萨尔·布兰德迈尔的话，他也曾是希特勒的战友。在他1932年出版的回忆录里写道，他“不明白希特勒为什么把犹太人称做所有坏事的幕后操纵者”。但是另一件事证明了他的话有多不可信。1918年，希特勒被团指挥官安东·冯·图波夫少校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