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青年时期，秦并六国之势已成，秦这个国家的许多传统和政策是东方六国人不能接受的。这是一个大政治问题！商鞅、范雎、蔡泽、李斯四人入秦，或为失意(如商鞅)，或为报仇(如范雎)，或为扬名(如蔡泽)，或为不甘贫贱(如李斯)。
吕不韦既不像商鞅那样有失意的问题，更不像范雎那样有被辱有仇要报的问题。白圭、陶朱公，子贡以富名闻天下。吕不韦，家财万金，不存在为名为钱投秦国扬名发财问题。唯一可能的原因是为了济世救民，去秦国。
东方六国不仅各国君王养士，各国公子也养士。着名的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以养士闻名于当世及后世。齐孟尝君“食客三千人”，赵平原君“宾客盖至者数千人”，魏信陵君“致食客三千人”，楚“春申君客三千馀人”。四公子“招至宾客，辅国持权”。及吕不韦为秦相，亦招至宾客，“至食客三千人”，而“使其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馀万言”，“号曰《吕氏春秋》”。这是先秦唯一一部“二十馀万言”的着作。吕不韦相秦，“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史记》太史公自序)，秦的文化政策出现了根本变化！
商鞅相秦，把秦的原始野蛮制度“法制化”、“现代化”，商鞅把原始野蛮的秦国改造成为一部军事政治效率特高的战争机器，而在人权、文化上则极其落后。《汉书》艺文志着录“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兵书五十二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数术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先秦旧书。先秦旧书中，百分之九十九为东方六国人着作，秦人着作不到百分之一。今存先秦着作，重要的，只有两种是秦人作品，即《商君书》和《吕氏春秋》。而《商君书》的作者是东方卫国人商鞅，《吕氏春秋》作者是东方六国人吕不韦及其来至东方六国的宾客。吕不韦为秦相，反商鞅变法以来之秦政而行之，利用他的权力，努力把军国主义的“强秦”改造成为一个人性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国家。《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的治国纲领，吕不韦计划用它来治理秦国。《吕氏春秋》“遵阴阳之大顺”，采道德、儒、墨三家之善，撮法、名诸家之要。吕不韦胸怀宽广，正欲大展鸿图，把秦国改造成一个文化兼容并包，经济农工商并举，政治上贵族和平民和睦相处，军事上压倒东方六国的新的秦国。吕不韦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纲领，“兼容并包”。不幸的是，吕不韦失败了！他为自己“壮志难酬”而失望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