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对奕欣的多次贬抑打击中，慈禧太后同样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辛酉政变以后，奕欣自恃有功，有时在用人行政方面，并“不商之于太后……皆由己意……独断而行”。慈禧太后曾愤愤地对他说：“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你职。”但奕欣并未完全把慈禧太后放在眼中，倔强而满不在乎地顶撞说：“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 但是，1865年3月底，慈禧依仗皇太后的特殊地位、君臣上下尊卑的政治伦理，突然以欺君藐上的罪名，将奕欣罢革，后她又以皇太后的特殊政治身份赏还恭亲王的爵职。这终于使奕欣不得不放下皇子亲王的架子，彻底臣服。
经过历朝历代长达2000余年的因革损易，“君为臣纲”等忠君思想已根深蒂固。环视当时的大清帝国，皇帝幼弱，亲贵如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譞者，尚不能与慈禧太后争锋，尚有何人能够与皇太后争高下、论尊卑呢?
妥善处理两大家族政治关系
外戚专权与保持皇权独立是一对势如水火的矛盾。慈禧太后则妥善地处理了那拉氏家族与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政治关系，这也是她掌握清朝最高权力数十年最为根本的原因。如果将慈禧太后与唐代的武则天做一个比较，就会对此有一个极为清楚的认识。
武则天先是“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后来又正式登基称帝。不但立武氏七庙，追尊自己上五代祖皆为皇帝，大力提拔重用武氏兄弟子侄掌握朝廷内外的军政大权，而且残杀唐皇李氏的皇子皇孙。这不但引起李氏家族的全力反抗，也引起众多唐朝重臣和旧臣的强烈不满与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