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列宁也很不客气地给斯大林回电:“我不完全明白,您为什么对划分战线不满。请告知您的原因。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因为弗兰格尔的危险在增长。关于副手您将您的候选人的意见告诉我。也请您告诉我,总司令是怎样拖延他的允诺了。我们的外交是服从于中央的,它从来也没有毁坏过我们的胜利……”这次争论的结果是斯大林作出了某种让步,西南线改组为南线,由斯大林负责,而斯大林属下的第12军和第一骑兵军划归了图哈切夫斯基的西线。8月4日,列宁又一次给斯大林电报:“明晚6时将召开政治局全会。请尽量在此之前将您关于布琼尼那里和弗兰格尔战线迟滞性质的结论发来。一些重要的政治决议可能根据您的结论而作出。”斯大林的回电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您本人需要我的意见,所以我不能将所需要的结论发给您,而只限于通报单纯的事实。”
所有这些文件都只表明一个事实,即斯大林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对波战争的部署有意见,而不是对对波战争的战略有分歧。这时,斯大林的个人利益考虑常常凌驾于他与中央的正常关系之上,致使对波战争的全局产生不利影响,而最终的结果是,当苏军在华沙城下败北时,斯大林就有了对不该兵发华沙的最彻底的指责,也就有了把自己描述成为是嘲笑过“向波兰进军”的“唯一的中央委员”。应当指出的是,7月初的苏波战争还在苏维埃俄国境内进行,还远没有将进攻华沙提上议事日程,也没有人提出“向华沙进军”的口号。这时,最激进的口号是图哈切夫斯基提出的,那就是:“向西进军”。只是在8月13日西线军队在图哈切夫斯基统帅下发起攻占华沙之役的第二天,托洛茨基才在其发布的命令中用了“向华沙进军”这个口号。斯大林在6月24日和7月11日就两次用了“向华沙进军”的口号,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斯大林当年的那些谈话是不是这样讲的。
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并没有提到斯大林是当年反对“向华沙进军”的“唯一中央委员”,只是把对波战争的胜利不是归功于西线,而是归功于斯大林指挥的南线;不是把对波战争的最后失败归咎于南线,而是归咎于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书中是这样写的:“作为对波军进攻的回答,红军部队展开了全线进攻。南线红军部队解放了基辅、把波兰地主赶出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后,一鼓作气,一直打到利沃夫城下,而西线红军则逼近了华沙。波兰地主军队的彻底失败,已经指日可待了。但是托洛茨基及其在红军总司令部中的拥护者的可疑行动,破坏了红军的成功……托洛茨基的有害命令迫使我南线部队实行莫名其妙、毫无根据的退却,而使波兰地主兴高采烈。”
谁之过?托洛茨基的说法
在列宁批评了斯大林对中央的指责后,斯大林在会上作了发言,认为攻占华沙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根据不正确的侦察情报作出了不正确的决策。斯大林所指的“主管负责人员”显然是下达了进攻华沙命令的总司令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显然不同意斯大林的意见。他在关于军事问题报告的最后部分驳斥了斯大林,说如果侦察有问题的话,也是斯大林的情报误导了中央。托洛茨基说:“我们收到了足够多的有关敌人完全瓦解、惊慌失措的情报,而这些情报对于强化军队的努力没有任何结果,至于说到有谁误导了中央的话,那不如说是我们逼近华沙时的党和政治方面的情报……是斯大林同志误导了中央……如果说中央是依据那些说华沙将被占领的误导了中央的同志来决定政策,那中央就是个极为轻率的机关了,因为那些人有的情报,我们也掌握。”
托洛茨基在会上针锋相对地驳斥了斯大林的指责,并进而将兵败华沙的责任推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相互指责的是同样几件事,只不过双方的解释不同罢了。
其一,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对西线的看法上严重分歧。托洛茨基一直十分重视西线,认为西线涉及到俄国革命的未来。他表述过,寻求一个和平的西线或者甚至使西线消失是自己在十月革命后的倾力所在。西南线始于北高加索地区,是斯大林1918年6月去那里当征粮委员后出现的。斯大林通过人士安排和各种争斗,将原有的西南战线的指挥权归到自己和自己人的名下,并不断向中央要求对西南方战线的更大的关注和物质支援。但托洛茨基对此几乎是不予理睬,所以在1918年9-10 月之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个人矛盾首次激化,他多次向列宁告托洛茨基的状,说托洛茨基是“叛变行为”,“彻底断送南方战线”。斯大林对西线的看法一直有保留,加上西线的指挥权和国家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集中在托洛茨基的手里,这一保留的看法愈益掺杂着与托洛茨基个人斗气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