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北京文化界：爱国学生组织武装锄奸团

　　（三）武装锄奸

　　1939年，北京曾出现一个秘密青年组织--北平抗日杀奸团。这个组织原来在天津活动，后发展到北京，由北京的一些初高中学生组成，主要活动是暗杀日军头目、汉奸及爆破等，他们出没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以暗杀汉奸的成功壮举把日伪当局搅得鸡犬不宁。1940年七七事变三周年当日，日伪当局在中山公园社稷坛举行“庆祝日本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大会。十几个抗团成员带上武器和传单，准备搞一次惩治汉奸和抗日宣传的行动。散会后，日伪新民会机关报《新民报》社长、总编辑吴菊痴，坐着黄包车到师范大学附近时，正遇到一群出殡的队伍。抗日杀奸团的骨干冯运修掏出手枪对着吴菊痴的太阳穴就是两枪，吴大气没出、当场毙命。以后一个月里，又有两三个汉奸被刺杀。日伪当局恼羞成怒，派出大批侦探、特务在公园、剧场、学校等加紧搜捕，终于酿成了8月初的全城大逮捕。不到几天，抗团成员李振英、郑统万、周庆涑、刘杰、郑昆仑、乐倩文、魏文昭、魏文彦等近40人被逮捕。冯运修在他家西四受壁胡同与前来抓捕的宪兵特务顽强战斗，开枪打伤特务科长，敌人集中火力射击，冯运修当场壮烈牺牲。抗团16名成员被日军军法会议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到一年的徒刑。在狱中他们受尽折磨，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被折磨致死，直到1945年后才全部出狱。

　　在北京这座文化古城中，我们不能忘记的还有傲骨撑天地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闭门谢客、拒为日人作画的国画大师齐白石；宁可荷锄务农也不为日本侵略者唱戏的京剧大师程砚秋；拒绝宣传“中日亲善”的评书艺人连阔如等等，他们是民族的良心和脊梁。

　　总之，在北京那个最黑暗的历史时期，由于日军侵华战争本身所带有的非正义性，不管使用什么高压手段都达不到目的。套用一句老话，日本侵略者在军事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文化战场上也同样得不到，这就是日伪政权对北京文化高压的最终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