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在中国历史悠久,为了实现日本“以华制华”的阴谋,他们极力扩大回汉矛盾。1937年8月,成立“北京回教会”,日军谎称愿意“帮助回民自治”,实现“回民的自决独立”。他们拉拢少数回族的上层分子,挑拨回汉两族的民族感情。1938年5月,伪“回联”组织代表团去日本参加东京清真寺落成典礼。其头目发表“日回亲善”、“反共防共”等亲日言论,进行了一系列投降卖国的活动。
日伪政权在北京扶植的另一个重要会道门组织是一贯道。1933年一贯道在北京即开始活动。北京沦陷后,日伪当局允许该道在沦陷区的合法存在和发展。其上层道首与日伪政权秘密勾结,吸收了一批敌伪人员入道充当骨干,壮大了一贯道的势力。在日伪统治最严酷的1943年,一贯道的发展达到了高峰。北京近18万道徒中约有1/3是这个时期发展入道的。一贯道每天派人到各处收集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上报北京日本华北参谋部、北京防卫司令部和宪兵队。一贯道会员还积极配合日军封锁抗日根据地,经常洗劫八路军秘密交通线运输的军需物资,杀害运输人员,给抗日军队造成极大的威胁,实际上许多汉奸会道门组织是日本特务的外围组织,他们叛国投敌,诱骗很多人脱离抗日组织,在思想、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帮助日军,加剧了中华民族的灾难。
北京文化界的反抗斗争
除了思想文化的高压控制,日军还摧残迫害北京文化界,但北京文化界志士仁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坚守了民族尊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有力帮助下,1941年到1942年北京高等学府的100多名知识分子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不少国际友人直接参与了反日斗争。不问世事的宗教界人士也在民族大义面前交出了合格答卷。
(一)教育界的反抗
七七事变前后,陆志韦是燕京大学的代理校长,因燕大为美国财产,日军有所顾忌,暂时没有占领燕大。未及撤到后方的学生拒入伪大学,纷纷投考燕大,燕大则尽量多招生,以便培养更多的爱国青年。在燕大可以收听广播,《义勇军进行曲》也常在校园飘荡。四年间,凡是要到大后方或延安的学生,学校都要为其送行,由陆志韦、司徒雷登或其他老师请吃饭,嘱咐他们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预祝一路平安,不仅绝对保密,有的还资助路费。日军对此早如芒刺在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急不可耐地进行报复。当日将陆志韦、赵紫宸、侯仁之等教职员逮捕,关押在北京炮局日本宪兵监狱。敌人想利用他们的威望便劝其出山,陆志韦大义凛然,不畏强暴,被关押一年半。在监狱中,他被折磨成皮包骨,敌人要求他写悔过书,陆志韦写下“无可悔过”四个大字。
沦陷时期,辅仁大学秘书长英千里在校内组织炎社,向师生宣传抗日救国。1942年底和1944年2月,英千里两次被日军逮捕,在酷刑拷打下坚贞不屈,被判刑15年。1944年3月20日,辅大教育学院院长张怀,文学院代理院长董洗凡等30余名教师同时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辅仁大学几乎塌了半边天,许多课程被迫停顿,无人讲授。这是当时轰动华北教育界的大逮捕案。
夏仁德是燕大教授,1923年来中国任教,一贯支持青年学生的革命斗争。有不少受敌人追捕的学生到他家里避难,在他的帮助下逃脱了敌人的魔掌。中共地下党支部多次把他家作为秘密开会地点,许多禁书也藏在他家中。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夏仁德本来计划与林迈可、班维廉一同经西山去解放区,但想到心理系办公室存放着燕大师生抗日活动的秘密资料,为了保护有关人员的安全,他冒险取出文件烧毁,因此来不及脱走,被日军逮捕,押送到山东潍县集中营直到抗战胜利才出狱。
(二)宗教界的反抗
太平洋战争后,北京大批西方传教士被迫回国或被俘,年迈的天主教徒、北京辅仁大学教授马相伯积极投入救国运动。他疾书道:“奇耻大辱,国人应奋起自救,不还我山河不止”。不同教派的教徒都积极投身抗日运动,比如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宣传抗日,募集资金,救济难民,战区服务,进行国际求助等,为抗日做了很多实际工作。1950年周恩来总理曾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团体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宗月大师俗名刘德绪,46岁出家。曾在北京法源寺、柏林寺任主持。卢沟桥事变后,许多难民涌向北京城,宗月大师担任佛教临时救济会的常务理事,他为难民送衣送食,解人危难。1937年8月南口大战时,中国军队重创日军,牺牲达15000余人,后被迫撤退。有人从南口捎信回来,说山上山下有许多抗日将士的尸体无人掩埋,其景况惨不忍睹。宗月大师听后号啕大哭,立即终日奔走,成立战区掩骨会,自任队长。整整一个月时间,他们不顾北风刺骨,山路崎岖,走遍战场,共掩埋了3000具烈士尸骨。因年事已高,宗月大师为此大病一场。日本人知道后将其逮捕,他泰然自若,毫无畏惧。许多北京市民不顾危险自愿担保,终于使他获释。由于他在宗教界的威望,日本人、汉奸请他出访日本,他不去;要为他修庙,他不修;伪满洲国请他当国师,他也不去。也许宗月和尚是出世的,但他在爱国问题上却极度入世。1941年,宗月大师在贫困中圆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