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北京文化界：爱国学生组织武装锄奸团

　　北京是中国近代着名的文化古都，文化机关众多，人文荟萃。沦陷时期，日军强占高校，掠毁文物，破坏重要文化设施，北京的文化事业遭到空前浩劫。为了长久占领中国，日伪政权通过控制媒体，灌输侵略理论，奴化教育甚至逮捕杀害等手段对北京文化界实施高压统治。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素有反帝爱国传统的北京文化界人士不畏强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斗争。即使被捕入狱、牺牲生命，他们也铁骨铮铮，在民族危亡关头表现了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

　　破坏教育、掠毁文物

　　日军在对中国进行全面军事进攻的同时，对我国高等教育和文化机构进行了有计划的摧残和破坏。

　　（一）破坏教育

　　近代北京教育事业发达，其质量与数量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七七事变前，鉴于日军对华北的步步紧逼，为保护我国的教育事业，国民政府令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迁往湖南长沙，后又迁往云南，成立西南联大。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大学三校迁往西安，1938年成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弦歌未辍，继续“救国教育”，途中师生历尽艰辛。

　　沦陷时期，北京日伪的教育政策以奴化教育为本，教材的修订、教师的培训层层严控。只要有碍于此，轻则修改校名、撤换校长，重则勒令停办，逮捕入狱，8年间制造了多起迫害教师的血案。仅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例，1937年7月底，着名的北京大学红楼被日军变成宪兵队驻地和刑场，关押杀害爱国人士。北京大学财产损失折合法币192万元，房舍损失在350万元法币以上。北京大学的图书、仪器和教材大量被毁，仅此一项就损失60万银圆。清华大学被强占为“北京日本陆军野战医院”，建筑物被毁程度高达40%-100%，图书损失334万册，各种实验设备、生物标本和办公用品荡然无存。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清华校友通讯》中说，图书馆“中文部分近年出版之各种期刊，悉遭焚毁。其他中西典籍，于去秋扫数移至伪北京大学，于是插架琳琅之书库，已告一空矣。生物馆之东半已沦为马厩，后进课室，为酒排间。化学馆所受摧残最烈。工学院全部机器被运去南口修理厂，专供敌人修械之用。新南院住宅区，竟成妓馆。旧工友零散，留者仅二人，旋被逼一再输血，死于非命。去年中条山之役，敌人自该区掳去我军官数人，现亦囚于园内，再三被逼作无聊之广播。凡兹所述当不逮真想之什一，已足以令吾人痛心疾首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燕京大学，限当日全体学生离校。先后逮捕校方领导陆志韦及学生蓝铁年等师生20多人，被关押到沙滩日本宪兵司令部，直到1942年分别被判以徒刑。燕大被占近4年，“校中所有器物散失殆尽”，财产损失897万元，校园被占为日军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及伤兵医院。当时在北京南苑机场服役的日本空军地勤人员市川幸雄，1940年2月曾在清华大学北京日本陆军野战医院养过伤。他听同事说日军是因为清华和燕大一向反日激烈，所以才变成日军医院的。实际上，北京高校学生素有抗日传统，北大也是急先锋。

　　在这些难以尽数的破坏中，日军劫掠的清华大学所藏中国近代档案资料、北京大学所有的中国地质资料都是弥足珍贵的文化宝藏，因为这些资料没有重新收集的可能。教育机关和场所的存亡关系民族文化的延绵续绝，日军对中国最高教育机关清华、北大和燕大的无情破坏，是对文明的恶意践踏。

　　（二）掠毁文物

　　文物是一个民族文化历史的凝结，是无法再造或复制的财富，北京是中国地上文物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遭受损失最惨重的地区。

　　1929年12月2日，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轰动世界科学界，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证据。1936年，研究人员在周口店发现了3个成年猿人的头骨化石。1937年本是遗址发掘研究的黄金时期，然而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断，研究人员只能在北平协和医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对化石进行整理研究。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美正式宣战，北京人头盖骨在委托美军转移的过程中遭日机轰炸失踪，至今仍无下落。日军把存在协和医院有关周口店的图纸、文件及部分化石标本统统掠走。同时，还毁坏了存在医学院内的100多箱脊椎动物化石、标本及其它文稿书籍。

　　故宫典藏了中国千年历代文物瑰宝，是世界级的博物馆。为了避免战火侵袭，中国政府在战前就把包括近2万多箱珍贵文物分批南迁。途中曾遭到日机尾随、轰炸，造成很大损失。在北京没有转移的文物也遭到很大破坏。据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蘅战后报告，故宫损失古物馆文物191箱，文献馆1734箱，前秘书处826箱，颐和园89箱，古物陈列所113箱，总计2953箱。1942年1月至1944年，在日伪强行举办的“献铜”运动中，故宫有66口铜缸、1尊铜炮、91件铜灯等铜质文物2000多斤被日军强行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