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北京文化界：爱国学生组织武装锄奸团

　　在抗日战争中，北京有一个为数不小的汉奸群体，他们追随侵略者还炮制了很多吹嘘日本、民族虚无的亡国理论，缪斌、宋介就是主要代表。缪斌早年留学日本，日军占领北京后，他公开降敌。日本统治者希望在宣传上能找到符合中国习惯的理论和字眼。日本特务喜多诚一让日本文人川村宗嗣制造了“新民主义”的理论，“新民”一词取自《大学》，这个理论主要在华北沦陷区传播。缪斌大力阐发新民主义，称赞日本侵略者是得到“天道”保佑的“优者、善者”，理应取得胜利；中国是受到“天道”惩罚的“劣者、恶者”，理应失败、亡国。宋介早年曾加入北京共产党小组，七七事变后历任多种伪职。他在新民会大纲中说“今也友邦举兵西来，在友邦则谓为吊民伐罪，在吾辈民众观之，勿宁谓为友军代吾人而举政治革命之义帜。故七月七日夜卢沟桥之事变，与法国大革命，七月十四日黎明攻下巴士提尔之性质略同。”法国大革命是国家内部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与一国不顾国际法赤裸裸地去攻占一个主权国家首都绝无相同之处，可见汉奸为其主子的辩护不仅无耻而且歪曲公理，自甘失去国格。

　　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查阅沦陷时期北京中小学课本时，曾见到伪“教育总署编审会”编辑的《初中地理》下册，书中有两幅中国地图，一幅为中华民国行政区划图，一幅为中国地势图。两图把东三省的广大区域赫然标写着“满洲国”三个大字。而地图中的日本、朝鲜半岛和所谓的“满洲国”均为墨绿色。显然，日本把朝鲜和东北都当成自己的国土，而日伪政权的奴化教育不仅是表现在政策上，更落实到对学生的实际灌输中。1937年11月20日，北京地方维持会组织“京津中小学教科书委员会”，开始全面修改中小学教科书。新修改教材的特点一是设置大量古代课程，他们提倡“古代圣贤”的真正目的是希望把中庸思想灌输给学生。二是大力控诉欧美对中国乃至亚洲的侵略，实际上这是侵略者欲盖弥彰的伎俩。在初高中历史和修身课程中，大力灌输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长此以往中国学生只知日本、东亚而不知中国，只知古代圣贤而不知有中国近代的反抗斗争，其险恶用心就是妄图利用民族虚无、精神萎靡弱化中国青年的民族意识。

　　尽管日伪当局为了控制北京文化界用尽手段、费尽了心机，但效果如何呢？为检验日伪政权在北京和华北进行思想战的成效，由北京新民会中央总会出面，师大、中大、北师的三个测试专家及北京市总会事务部部长、汉奸胡汉翔共同搞了一个民意测验。问题如下：

　　1.第五次强化治安有一个标语叫做……

　　2.婚丧喜庆如送礼我只送……

　　3.第五次强化治安完了时期在……

　　4.中国协力大东亚战争的办法我希望……

　　5.华北目下物产较事变前……

　　6.新民会一年来最紧要的工作是……

　　7.新民会中央总会的副会长是……

　　参加测试的人员共35494人，有效答卷是20651人。结论是：“从调查图表所显示可知：知识分子反抗强，教化困难。”“仍有半数以上中国人没有转变抗日倾向。这说明了我们宣传工作的失败。”

　　（三）扶持反动会道门组织

　　抬出中国传统的尊儒、祭孔仪式，利用宗教扶植反动会道门组织是日本侵略者麻痹文化界的另一种手法。

　　日伪政权曾在北京的孔庙举行过十多次大规模的祭孔活动，如1940年3月15日在北京孔庙举行的祭孔仪式。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司法委员会、议政委员会、内政部、财政部、治安部、教育部、实业部，伪新民会、北京特别市公署、社会局、警察局、教育局，日华经济协会、故宫博物院等政府机关、行政单位、教育文化机构参与其中，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在一个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的国度里，尊孔对于统治者来说，有着确定的意义，即自我标榜、以示正统，就这一点来说，日伪政权举行祭孔大典的出发点与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然而，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则是其施行殖民统治的工具。在侵略与反侵略、奴役与反抗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在北京举行如此规模的祭孔大典，并非简单地出于对传统中国文化及其核心儒家学说的认同，根本目的是为其侵略与殖民统治罩上一层神圣而又易为人们接受的外衣，使被侵略与被奴役的中国人甘心充当“亡国奴”，甘心做侵略者统治下的“顺民”。

　　日军占领北京后，在宗教信仰上也大做文章，对很多宗教组织进行控制。他们派许多日本僧人到中国“传教”，把日本的所谓教法灌输给北京的僧众。北京城中供奉最多的是关帝庙和关岳庙，关羽是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的代表，岳飞是民族英雄。1939年，关帝庙被改为武成王庙，关岳殿改为武德堂，宣扬日本武士道精神。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与尊严。1939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北京发起组织先天道总会和先天道防共救国会。同年秋，中国理教总会在兴亚院的支持下在北京成立。1942年6月，京师普济佛教会改为未来和平宗教会。两年后，又在北京建立弥勒会总会，以日本特务正兼菊太为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