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兵朝鲜：新中国经历的第一次重大危机处理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决策期间，主张不出兵的主要顾虑是军队的装备训练尚不充分，派几个师到朝鲜未必能起很大作用；更主要的顾虑是国内困难太多，新中国需要一段和平时间来巩固政权、恢复经济，从事建设。但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进一步分析认为，不出兵同样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第一，东北地区特别是东北南部是中国最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如果美国大兵压境，中国也不可能安心建设；第二，如果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建立防御体系、工厂搬迁、在一千多里的防线设防，同样要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军力，而且年复一年，看不到尽头；第三，如果对美国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敌人将得寸进尺，还可能进一步进攻；第四，中国人在精神上将长期受到威胁，中国周围的民族国家也会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世界和平民主运动也将因遭受打击而消沉；这对于中国、对于和平民主阵营、对于亚洲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运动都是不利的。与此相反，出兵参战有可能扭转全面被动的局面。正如周恩来所说："如果给以打击，让它（美国）在朝鲜陷入泥坑，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国，敌人内部的矛盾也会发生。"同时，中共领导人对自己久经沙场的军队抱有信心。他们认为，即使同美军相比，人民军队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与美国较量，同样有取胜的机会。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利弊比较，毛泽东得出的最后的结论是："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最后，出兵参战的目的、参战的前景和所要达到的目标。在危机处理过程的决策阶段，行动的目的、前景和目标都必须加以明确。抗美援朝决策的情况也与此相符。关于中国出兵的目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八个字已经说得很清楚，无须赘述；而关于后两点，现有的研究还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

　　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参战后面临着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中美两军在朝鲜形成僵持，美国公开对中国宣战，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使中国现已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的不满。中国必须准备应付这种最坏局面。在10月2日原拟致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着重强调了上述可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实上，这只是中国领导人估计的最坏情况，而不是最可能的情况。中国领导人同时还认为，由于有中苏同盟存在，如果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就会变为全面战争、变为世界大战，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实际不大。正如周恩来指出的："美国如果敢不顾一切发动世界大战，我们就把这叫做挺而走险，因为美国事实上还没有准备好。不到二百万的军队，是不可能进行什么世界大战的"。

　　中国领导人估计的第二种可能是，中国出兵能顶住美国的进攻势头，使其受挫，使战争局部化，然后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这种可能是中国所要争取的，中国出兵的目标也是据此设定的。这一点常被研究者所忽视，以致人们的普遍印象是中国的目标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逐渐确定的。事实上，周恩来在志愿军出动后很快就对此作了说明。10月24日，他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来，给它以挫折，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此后一段时间，他又反复指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美国知难而退"，使战争"局部化"，"迫它接受和平"。这种可能性要大些，也是我们所要争取的。"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是要争取这种可能的实现，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争取这种可能的实现的"。

　　在新中国建国后历经的各次危机处理中，抗美援朝出兵决策可以说是一个经典范例。在这次决策的过程中，中共高层领导人在紧迫的形势下，以十分民主方式各抒己见，对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作了相当充分的分析比较，这就为下最后决心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充满预见，因此出兵的准备工作得以提前开始，并一直在紧张地不间断地进行，没有受到决策过程曲折的干扰，这使得出兵决策一旦确立便可立即付之实行。参战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根据客观环境，依照量力而行的原则制订的，虽然这个目标的最后确立要依靠战场上敌对双方的力量达到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