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兵朝鲜：新中国经历的第一次重大危机处理

　　在志愿军出动之前，最后一个关键环节是同苏联商讨军事援助和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地面部队的问题。10月8日，周恩来和林彪飞赴苏联与斯大林会谈。由于事关重大且情况紧急，中苏磋商时间不长，但过程一波三折。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作具体叙述，只想指出两点：第一，由于斯大林不愿立即提供空军掩护，志愿军出动的具体时间有所延误；但事实上，中国出兵的决心没有动摇。第二，这个过程其实是中苏之间最后的讨价还价。因为中国需要从苏联得到尽可能多的援助和保证，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强调的是中国出兵的困难；而深谋远虑的斯大林在没有证实中国参战的决心之前并不打算松口。在志愿军首次作战后的第五天，苏联空军第一次出现在鸭绿江上空。这个时间比斯大林在谈判中最后允诺的两个半月早了不少。在朝鲜战争中，苏联空军的任务最初限于保卫中国边境上空，后来扩大到朝鲜北部的交通线，但始终没有承担掩护志愿军地面部队作战的任务。

　　苏联援助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图-2轰炸机，机身上涂的是朝鲜人民军的标志。

　　10月19日，彭德怀率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25日，打响入朝第一仗。至此，出兵决策的过程结束。

　　三、决策中的难点和关键问题

　　现在的研究表明，朝鲜战争的爆发对美国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但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反应相当迅速。与此相比，中国对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反应则慎重得多，决策过程也长得多。

　　考察中国的决策过程，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三个基本困难：

　　第一，来自美、苏两方面的原因和朝鲜战局的发展使中国处于被动卷入的地位。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实行大规模武装干涉，并把朝鲜问题和中国的台湾问题连到了一起；而面对美国出乎意料的行动，斯大林却很快确定了竭力避免同美国直接对抗的方针；在朝鲜人民军遭到重大军事挫折之后，战火已经烧到鸭绿江边。这样，中国就被推到了解决朝鲜问题的前台，被迫进行出兵决策。

　　第二，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美国是中国的明确对手，而中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这不仅是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直接对比，还包括双方在处理危机时拥有手段的多寡，政策选择余地的大小。除军事力量之外，美国可以动用经济制裁、施加外交压力、调动盟国参与等手段。而中国所能动用的手段有限，唯一可能有效的办法就是出兵参战。

　　第三，中国的决策是在极不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面临的变数多，风险大，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决策中的不同选择将引起不同的连锁反应，从而导致不同的后果。然而，事关重大，不容失误；军情紧急，不容拖延。中国领导人必须为决策的后果承担责任。对他们每个人来说，这都是极其沉重的压力。

　　上述困难使中国领导人在决策时着重思考和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应不应该打。从原则和统一思想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抗美援朝决策体现了中国在处理周边事务时必须考虑的两个要素：一是国家安全的基本需要，二是国际关系中的道义原则。这两者互相联系。即使没有冷战这样的大背景，中国也不能允许另一个大国侵略自己的邻国，把它的军事势力一直延伸到中国的家门口。如果对此听之任之，中国就没有安全可言，没有国格和尊严可言。所以，毛泽东说："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周恩来说：我们"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提出打的问题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不由中国决定，而由美国决定。当中国再三发出警告之后，美国完全不予理会。究其原因在于美国的决策者认为：（1）中国没有力量与其对抗；（2）中苏同盟的存在应使中国采取和苏联同样的不卷入政策；（3）中国在发出的警告中没有明确宣布出兵参战。显然，美国对中国的判断出现了严重失误。中国军事力量的状况决定了中国在发出警告的同时必须隐蔽自己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而美国判断失误的关键原因在于它过低估计了中国的决心和能力。事实上，正是美国越过三八线的行动促使中国领导人最终一致同意必须出兵参战的意见。正如毛泽东稍后指出的："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

　　第二，出兵与不出兵，两种决策的利弊得失的比较。凡是决策，都要权衡利弊得失，而任何一种选择，都要付出代价。当危机已经到来时，决策者常常处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境地，决策的第一步还不是设法争取园满的结局，而是要防止最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和变被动为主动。抗美援朝出兵决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