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航空工业艰难创业史：构建中国的长空利剑

　　随后，葛文墉又担负该机全部试验科目和定型科目的试飞。在工厂完成飞机的基本性能试飞科目之后，又转场至普兰店空军某机场，在渤海上空进行航炮、火箭等空射试验。4月13日，全部科目试飞完毕，试飞结果表明：飞机的安定性、操纵性良好，飞机的技术、战术性能均达到了设计要求，有些性能还超过了米格－21Ф－13样机的水平。

　　从1964年初开始进行生产准备，到1966年4月试飞结束，歼7飞机的整个试制周期为2年零4个月，比原计划提前1年零2个月完成了试制任务。

　　12月28日，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歼7定型并投入批生产。

　　歼7型歼击机的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航空工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不仅使我国的飞机工业紧跟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一跃跨进了第二代先进战机的行列，而且也大幅度提升了我国空军的军力。首批装配的米格－21Ф－13型飞机试飞合格后，立即装备到空军部队，并很快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66年至1967年间，先后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3架。国产歼7大批装备部队后，至1971年，先后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3架、美蒋战斗机7架，还击落高空侦察气球300多个。从而有力地扞卫了祖国领空的安全和国家的尊严。

　　力排“极左”错误的干扰破坏

　　国防航空工业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大跃进”和“极左”错误的影响下曾遭受严重挫折。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搞快速试制，快速施工，导致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大批飞机不能出厂交付部队使用，基本建设也存在严重问题。特别是试制的“东风－103”和“东风－102”两种飞机都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引起了军委的高度重视，并于1960年5月10日召开军委常委会，对国防工业生产中出现的严重质量问题和急躁冒进的做法，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和纠正。

　　1960年，11月20日，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委主任贺龙，总参谋长罗瑞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领导，在三机部部长张连奎和沈阳市委书记焦若愚等人的陪同下，前来112厂视察。当贺龙亲眼看到在厂区停放着大量新飞机，由于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而不能出厂，并得知3年来工厂没有向部队提供一架合格飞机的事实时，十分震怒和气愤，当场对工厂领导提出严厉批评。

　　在随后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贺龙元帅严肃地说：“中央关于军工产品质量第一，在确保产品质量基础上求数量的方针为什么没有认真贯彻？全国人民不吃肉、不吃油、不吃苹果，勒紧裤带换来点外汇，进口点材料，都给你们糟踏了。你们能忍心，能过意得去吗？”

　　当他听完112厂党委副书记兼代厂长王其恭的有关质量情况汇报后，不满意地说：“你们搞质量像切藕一样，藕断丝连，不是像切萝卜，要一刀两断。现在工厂要马上停产，开展质量整风运动。”接着，他又指出，“要原原本本按苏联图纸从头开始，重新试制，不要修修补补，搞改良主义，要下决心一刀两断。”在谈到提高产品质量时，他又强调指出：“一件超差品也不能装，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要拟出重新试制方案。”

　　面对严峻的现实，112厂痛定思痛，全面展开了以整顿领导作风和整顿质量为中心的企业整风运动，并对过去的质量问题下决心“一刀两断”，从而试制工作有所好转。

　　为了挽回和纠正“大跃进”给航空工业造成的损失与影响，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三机部于1962年6月在沈阳召开了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紧接着，国防工委又于1962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周总理都亲自参加并作了重要讲话。

　　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上，周总理重点作了5点指示：（1）国防工业过去10年是有成绩的，成绩是主要的，要总结经验教训；（2）国防工业的基础打下了，但还是弱的，生产还不能完全配套，要逐步使布局合理，把基础巩固起来，发展起来；（3）自力更生要逐步实现；（4）科学研究和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爬；（5）军工首先要着重生产；生产是基础，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增加基本建设，要逐步地把生产基础扩大，不能把生产停下来搞基本建设。常规和尖端也是一样，常规是尖端的基础，逐步突破尖端，也是循序而进。

　　6月13日，周总理在参加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之后，专程来到112厂视察。他深入总装车间现场，关切地询问新型飞机试制的进展情况，总工程师高方启向周总理详尽汇报了工厂整体生产情况。周总理还特别关注试制新型飞机所需的原材料和成品件的供应状况，并询问能不能供应得上。当他得知绘制歼－6飞机模线用的钢板是进口冷轧板时，立即转身对秘书说：“给鞍钢打个个电话，问一问他们能不能生产？”周总理希望生产歼－6飞机的材料和器材全部立足于国内，以免将来受制于人。下午5点多钟，天下起了小雨，但是周总理仍然坚持步行到机械加工车间视察。当工作人员上前给周总理打伞时，他连连摆手说：“还有那么多人没打伞，也别给我打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