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航空工业艰难创业史：构建中国的长空利剑

　　1961年初，苏联准备卖给印度尼西亚一批米格－21歼击机，并与中国政府协商，要求通过中国将这批飞机转到印度尼西亚去。苏联方面还通过驻华大使馆代办安东诺夫，向周恩来总理转达：如果中国需要，向中国提供米格－21Ф－13型歼击机。不久，赫鲁晓夫突然致函毛泽东主席，表示苏联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1Ф－13型飞机的制造权，希望中国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谈判。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但考虑到我国航空工业的需要，毛主席和周总理当即指示空军和航空工业局研究，提出处理意见。

　　接着，周总理在中南海听取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工程部副部长丁仲和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的汇报，并确定由刘亚楼率代表团赴苏谈判，指出：“如果他们想利用制造权来卡我们，我们就不干；如果他们想压我们在原则上让步的话，就宁可不要。”

　　当毛主席听完情况汇报后说：“现在我们和苏联只是买卖关系。”

　　随后，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为团长，空军工程部参谋长丁仲、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为副团长的15人赴苏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引进米格－21Ф－13飞机。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便开始了紧张的谈判。

　　这次谈判是在两党关系破裂、国家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进行得非常艰难。

　　为了了解米格－21飞机和发动机的生产情况，代表团提出要参观米格－21飞机和发动机制造厂。可是，苏方以各种借口百般刁难，就是不让代表团人员参观。刘亚楼终于震怒了，他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我们不看飞机，不看飞机发动机的生产厂，怎么买飞机？”这样，苏方才同意中方部分人员分别参观了高尔基飞机制造厂和莫斯科发动机制造厂。

　　在第一轮谈判之后，代表团估计下次谈判苏方可能会提出派遣顾问的问题，就此事向国内汇报。周总理专门请示了毛主席，当毛主席听完周总理的汇报后，淡淡地一笑说：“既然苏联专家、顾问已经撤走了，也就不必再回来了。”

　　周总理立即回电指示：“派技术专家可以，对专家如何使用，我们完全可以主动。派顾问则不能答应。如果他们坚持要派顾问，我们就宁可不要米格－21飞机。”

　　代表团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心里便有了底数。在后续的谈判中，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最后终于取得谈判成功。3月30日，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引进协议及合同。在代表团回国的飞机上，刘亚楼气愤地说：“以后再不来谈判了，真受气！下一种飞机就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研制了。”

　　这次谈判为我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赢得了一次难得的转机。然而，这一机型的技术引进是在没有苏联专家和技术资料不全的条件下进行的，其中的困难和风险是超乎想象的。

　　1962年10月23日，总参谋长罗瑞卿正式批准仿制米格－21Ф－13型飞机，定名为“62式”机（1964年11月4日，全国统一飞机型号时改为歼－7型飞机），并把仿制工作列入1963年的飞机生产计划。

　　歼7飞机结构复杂，共有2万多项零件、近200项新结构、新工艺和新材料，设计人员和技术人员，敢于创新和攻克难关，自行编写全机工艺规程1.8万多份，自行设计和制造工艺装备2.16万套、各种试验设备177项。

　　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歼7的生产，周总理于1962年曾亲到飞机厂视察；1964年6月25日，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来沈阳飞机制造厂视察。邓小平一再强调：“试制要自力更生，全机材料一定要自己搞。”当厂党委书记王其恭、厂长陆纲请邓总书记作指示时，邓小平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没有什么指示，有希望，希望1967年把我们自己的歼7搞出来。”

　　跨入第二代战机的先进行列

　　1965年11月28日，国产歼7飞机（0002号）总装完毕。然后转到试飞站进行试飞前的各项地面测试。1966年1月17日，我国制造的第一架2倍音速--歼7型歼击机被牵引到起飞线。来自军委、总部、空军和三机部的领导及航空专家，还有数千名工厂技术人员、部队官兵伫立在塔台两侧，关注这架国产歼7飞机首次试飞。

　　为了保证首飞成功，由有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的空军飞行员葛文墉担任首席试飞员。此刻，葛文墉的心情既兴奋又激动，但他还是尽力克制这种难以抑制的兴奋--这次首飞不能有一点儿闪失。在飞前的短暂一刻，他在脑子里快速过了一遍试飞科目和线路，确信无疑时果断地按下开车按钮。

　　“报告1号，02号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起飞！”塔台指挥员下达了起飞命令。

　　刹那间，只见新型战机雷霆万钧、昂首展翼，直刺苍穹，一转眼又呼啸着掠过机场上空。葛文墉先游刃自如地在机场上空作低空盘旋，继而又急剧跃升，紧接着又是一个俯冲攻击，转而又是一个低空大速度通场……这一个个惊险的飞行动作，迅捷矫健，优美精准，令现场的人群兴奋不已，欢呼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