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悲可笑的是,以热心于批评社会时弊著名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张鸣先生,在公开发表“她(苏紫紫)的做法捅破了一张纸,很勇敢地把人体艺术亮出来了”的言论多日之后,却又在某电视台的相关专题节目中表示,他自己不仅不知道“苏紫紫”只是一个化名,而且“根本没有看过苏紫紫一个作品”。
人体艺术并非新生事物,这是原始人一开始就摆弄过的手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人体雕像、在奥地利出土的《维林多弗的维纳斯》,就是一个女性裸体雕像,距今至少2万年了;即使在“封建保守”的中国,刘海粟先生早在1914年已在自己创办的上海美专开设了人体写生课;他聘请的第一个女性裸体模特陈晓君,在1920年7月20日,也在画室中向中国年轻的艺术家亮出了少女的侗体。怎么到了2011年,在历史学教授张鸣先生的记忆中,“人体艺术”还需要等待该校的“裸模女生苏紫紫”在一个商业场所来“很勇敢地亮出”呢?
在张鸣教授的言论中,他是把陈晓君的“裸模”与“苏紫紫”的“当众一脱”混为一谈的。然而,需要澄清的是,陈晓君是在封闭画室中呈现裸体,供画家见习人体和创作人体绘画;“苏紫紫”则是在开放的商业场所(她自己声称反对清场),“裸体接受50位记者排队采访”。前者是将裸体贡献给艺术,后者则将裸体展示给媒体,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可是,研究历史学的张鸣教授没有向我们表明,他究竟是以什么标准判断,“苏紫紫的当众一脱”亮出的是“人体艺术”,而不是一个“人大女生拼博出位”的低俗炒作。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这个化名“苏紫紫”的“人大女生”,在幕后推手的操纵下,极端表现了一个青年学生不应有的虚假做伪的品质。这个“苏紫紫”在挑战限制公开展示裸体的社会伦理时说:“你连自己都不敢面对,那不是很可笑吗?”然而,正是这个宣称要用“裸体”向大众证明自己“内心纯洁”的“人大女生”,一边不断向媒体抛售自己的“非常人生故事”(“童年父母离异”、“少年辍学出走”、“底层家庭遭强拆”、“大学做裸模挣钱为悲苦的奶奶治病”,等等),用眼泪和弱势群体的控诉博取了许多善良人们的同情;一方面又向公众宣称“紫紫不想活在过去,活在大家的同情里”,公开指责媒体“无端暴露”了她的“隐私”,告诫公众只应关注她的“作品”,相信她的“未来”。
一个19岁的青年女生,公然可以如此毫无顾及地对社会自唱双簧,不仅丧失了一个青年学生应有的诚实品格,而且连在社会做人的羞耻之心都难得一见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可怕的教育悲剧吗?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苏紫紫”,不仅在娱乐市场被哄炒、追捧,而且被一批有社会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声援和推崇。
当今中国,一方面是社会追求宽容、善意,一方面是消费主义流行。在此环境下,“一脱成名”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消费市场以青春女性作粉色消费品的流行生意经了。换言之,在今天的娱乐市场,对于那些渴望以捷径取胜的女生,“一脱”已经失去道德的禁忌,而只有“成名”的诱惑了。因此,“苏紫紫”的“当众一脱”,并不是如某些媒体夸大其辞所表示的那样“惊世骇俗”或“可怕”。
在“苏紫紫现象”中,真正可怕的,也不是普通民众因为善良而轻信,匆匆向这种低俗的商业炒作寄与同情和声援,还真诚地以为自己是在关爱一个“不幸的人大女生”;真正可怕的是,本来应当在深入考察、用心甄别之后,向公众做出正确的是非判断的专家学者,不负责任地称赞和声援这样一个低俗商业炒作。
当本应承担引导公众理性认知责任的专家、学者,都不负责地向低俗娱乐捐助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的时候,我们的社会良知就丧失了理性导向,从而只能听任那些幕后推手绑架公众的良知和文化的尊严,肆意炒作一个又一个“苏紫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