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个更有针对性的问题是，海外上市能否帮助国资委的战略意图的实现，即能否经过海外资本市场的洗礼，经过华尔街的“教育”，就能够练就一批世界级的中国企业和中国品牌？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的答案，无论是“是”还是“否”都会引起极大的争议。没有任何数据表明它已经成功或者已经失败。我们只能观察到，的确，央企的确走出国门去开拓市场，例如中国工商银行已在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3家境外营业性机构，海外分支机构总数达162家。在美国《财富》杂志2010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上榜的央企有30家，比2009年增加6家，比2003年增加24家，其中中国石化、国家电网和中国石油分别位列第7、第8和第10位。然而，无论如何，难以让人想起它们以何种知名的产品或者精湛的服务著称。人们首先会想到“垄断”两个字。
人才！人才！
选贤与能，不仅是国之大事，于国企亦然。
2010年8月，国资委广而告之，宣布在全球范围内招聘包括5名总经理，4名副总经理、副局长，3名总会计师，3名企业总法律顾问以及 5名高层次科研管理人才。招聘的企业包括东风汽车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涵盖了机械、建筑、建材、服务等多个行业。
国资委在全球范围内招募高管的行为始于2003年。是年，国资委面向全球公开招聘7位央企高管；2004年，骤增至23人；2005年，央企试水正职招聘；2006年，海选央企总法律顾问；2007年对驻港央企高管职位公开招聘；2008年，中组部、国资委面向全球公开招聘16名中央企业高管人员。
先撇开各种批评“做秀”的论调，这种招聘行为与由央企董事会“张罗”的招聘活动（就像西方国家典型的董事会搜寻、遴选CEO一样）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央企建立现代公司治理一直是国资委企图努力的目标，这甚至是央企选择海外上市的一个重要因素。实现股权分散、全流通背后的董事会建设，仍然是一个背后有冰山的大问题。央企高管们均有行政级别，也即他们本质上是官员，而官员任命、升迁抑或贬谪、考核自有规章。诸多央企高管放弃期权、股权可见一斑。
的确，由国资委任命的管理者比一般CEO们拥有更大的权力，鉴于官员任命的微妙性和多因素机缘巧合，他们在决策时拥有很不一般的随意性。这就会给央企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风险。2010年7月，中办和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如此高规格的文件，一方面表明当政者的重视程度，一方面表明它实现的困难以及问题的严重性。
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董事会建设仍然任重道远。由国资委任命而不是在股权分散基础上的股东代表，必然会出现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所说的“别以为在马肚子上划几条道道就是斑马了”。
好的制度让坏人做不了坏事，坏的制度让好人做不了好事。即便不是做秀地引进了人才，人才如何在一个更为合意的制度环境中帮助公司实现目标，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事情。人们关心的是，这些高精尖人才不是助力了垄断，而是改善了服务，是否帮助企业拥有更为广泛的国际视野，开拓更多的国际业务，为人民的福祉做出了贡献，特别让人感受到实实在在改善。然而，国企领导人因为腐败而落马的消息常见报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赋予他们“绝对权力”的人、机构又是谁呢？
国进民退之争
2010年8月18日，16家央企组成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成立。2009年，金融危机肆虐，4万亿投资被认为大多由国企“消化”。“不差钱”的“国军”们在各个行业“攻城略地”，要做行业领导者的态势愈演愈烈，央企“地王”频出。由权力背书的并购重组也日益推进。
“国进民退”的担忧蔓延开来。
李荣融在不同的场合经常讲，央企取得了如何辉煌的进步，譬如，“1998年国有资产全年的利润总额才213亿元，到现在，有时我们一个月的利润就可以突破1000亿元。”
然而，这利润从何而来？如果说藏富于民，则有些利润似乎应该“留”给民营企业。
邵宁在一篇文章中分析道：
（竞争性国有企业）卖给国外公司不行，应该可以卖给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是我们自己的企业。问题是，这又受制于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民营企业也有一个发展阶段问题，也有一个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问题。我国民营企业目前总体上还处于一个创业者个人的、家族企业的阶段。这不是说家族企业不好，只是说明一种状态。
家族企业有长处，内部是血缘纽带，企业内部的忠诚度很高，内部的管理成本非常低，企业的决策效率非常高。但也有缺陷，内部的制度化建设比较差、随意性比较大；内部形不成制衡机制、决策风险大；企业文化是以家族关系为中心，外人难以受到信任等等。所以，家族企业的形态经营中小企业没有问题，效率非常高，但是不太适合于大企业的管理、治理和文化的要求。
持异议者认为，管理水平的高低大概无法“统计”出来，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优于优秀的民营企业。况且，只要公平竞赛，中小企业不可能永远是中小企业，总会有一篇优胜者会成长为大企业。民营企业，特别是家族企业，以自己身家为“赌注”，做出投资决策，其审慎自不必说。这种“为民营企业着想”的论调，颇有家长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