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国企改革所耗费的关切与智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都为此殚精竭虑。当然,他们各自有主张。各种主张间的质疑甚至攻讦而不是对话构成了关于国企改革的大争论。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国企,尤其是央企,在财务数据方面,取得了让人感情复杂的成绩。据公开的数据,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央企数量从198家减少到现在的123家,但资产总额从2002年的7.13万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21万亿元,年均增长16.74%;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12.63万亿元;实现利润从2405亿元增加到8151亿元;上缴税金从2915亿元增加到11475亿元,累计向国家上缴税金5.4万亿元。在美国《财富》杂志2010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上榜的中央企业共有30家。
问题是,这些数据又能说明什么呢?
不同人群对国有企业怀有不同的情绪。在老一代国企人眼中,它们为中国经济的奇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后生和普通民众眼中,国企,尤其是央企,在这十年里意味着就业“金饭碗”和近乎完美的福利体系,是高昂的电话费,是高企的油价,是价值千万的吊灯……
尽管越来越多的国企似乎在财务上获得了成功,跻身到绝大多数是各国民营企业的500强阵营,但是仍然无法阻止太多的非议,直指国企利润的实质以及它们获取利润的方式—垄断利润及垄断。在一些外邦看来,国企秉持的不是市场的意志,而是国家的战略意图,所以傅成玉治下的中海油出海并购优尼科会功败垂成。
在经济学家那里,对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进行过至今未休、将来仍将继续的争论。这种产权安排是否有效率,所有者是否缺位,拥有政治阶梯标签的红色企业家们能否殚精竭虑地对那个缺位的所有人负责?
在管理学家眼里,在这十年里日益富足而不再惨淡的国企们,它们仍然问题重重,没有叫得响的品牌,大而不强,效率低下,对消费者傲慢甚至无礼,富足来自对大众的“撇脂”,海外上市是与外国投资者“串谋”来强化垄断地位……
它的财务状况惨不忍睹,人们不满意;它的财务状况被“羡慕嫉妒恨”,人们还是不满意。全国工商联近期公布的一个数字表明,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的利润总和超过了民营企业500强的利润总和。
前传
在改革开放以前,按条块分割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国企军团处于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计划统一下达,资金统贷统还,物资统一调配,产品统收统销,就业统包统揽,盈亏都由国家负责,国有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
在经历了放权让利、利润递增包干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试点的十几年摸索后,1990年上半阙,确定了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20世纪末期,决策者认定,“国有企业改革(应)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要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这就是被俗称“抓大放小”和调整战略布局。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首任主任李荣融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特别是1998~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带领国有企业实施了改革脱困3年攻坚,通过债转股、技改贴息、政策性关闭破产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减轻企业负担,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促进国有企业的优胜劣汰,实现了国有企业的整体扭亏为盈,为国有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这就是21世纪头十年国资经营和国企改革的基础。
政企分开与主辅分离
1998年,新政府大刀阔斧地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其中一项便是“使大多数工业部门与企业脱钩,国有企业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从此被打破;按照中央决定,军队、武警、政法机关所办的6408户经营性企业和297户军队保障性企业已移交地方管理,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
由于国有企业这种行政附属的地位和功能定位,因此,它在权力的“规划”和指挥下,逐渐成了一个小社会,所谓国企办社会、大而全。
主辅分离这种“甩包袱”之后的轻装上阵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首先,“包袱”很沉。许多辅业靠主业生存,大量的从业者以此为生。李荣融曾经提及,据对中石化、中石油等12户中央企业的调查,富余人员约占企业职工总数的40%,1998年到2001年,这些企业大约分流安置了62万多人,约占职工总数的16%,还有约24%的富余人员有待分流安置。国家层面高度重视社会稳定,若是辅业被切割出去而不能实现自生,等于硬生生地砸掉多家多口的饭碗。2002年,大庆油田、吉林油田、首钢庆华工具厂等一系列群体事件发生,改革的阵痛能被极大地衍生,甚至到否定改革。其权衡和犹豫,合情合理;其渐进和不止,有智有为。
其次,包袱如何甩?最终的办法是债转股,也即辅业企业对主业企业的债务被转化为主业企业在辅业企业的股权。至2002年上半年,国务院已批准535户企业实施债转股,涉及转股额3671亿元。直接意义便是提高了债转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外部环境上,国家日益重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尽管它很初创,但是多少“润滑”了国企改革的改革步履。据统计,从1998年到2001年,各级财政共筹集资金847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428亿元,以支付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代缴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