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之所以是今日的改革成本，是因为它曾经的优越。进入国企，不仅是衣食无忧，甚至是社会地位上的高人一等，城市户口，公费医疗，子女上学就业（接班），以及政治上的地位等等不一而足。问题在于，这些优越性是以一种什么方式被分配的，分配给了何种人群？在1980年代，那些下海的个体户们，即便在“现金流”上比国企工人更为宽松和阔绰，但是其面临的风险，遭遇的白眼，真可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一种文化、观念的形成，背后是利益格局的根深蒂固。
股份制改革
早在1990年代初期，山东诸城市市长陈光面对这样的难题：市属150家企业103家亏损、43家资不抵债。诸城市人大需购买一部桑塔纳，陈光却拿不出一分钱来，财政困局引致了后来以“陈卖光”名满天下的改制行为。据统计，1996年的诸城与1990年相比，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由17.3亿元增加到72亿元；财政收入由0.85亿元增加到3.2亿元。有毁有誉，但是来自上峰的认可“助长”了陈光。陈光后迁至菏泽市委书记，放言“只要你能够让我们的职工有活干，有饭吃，只要你能够帮助我们把企业搞活，我就把企业送给你”，使其再获“美名”—“陈送光”。
在“放小”的过程中，国有股权转让的公正性问题日益突出，贱卖国有资产的论调当然能刺痛人们的神经，因为在名义上或者法权上，国有资产人人有份，无论他是黄发小儿，还是耄耋老翁。
2004年的国企改革大争论将股权改革推上风口浪尖。放小，放给谁，以什么样的代价放？地方政府的官员是否在其中与MBO（管理层收购）者们共谋，以侵吞国有资产？的确，似乎没有人不希望国企能获得生机，增加社会财富，但是此财富究竟归谁？
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微博)对此有个判断：“把输钱的国企变成赚钱的国企，这对中国的经济整体来说不是一件坏事”，“有些人廉价拿得国企，改为私营，成功了，赚到钱，有人看得眼红。但我们也要看到那些输得七零八落的中计者。”但是，经济学家经世济用的情怀未必能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经济学家关心的是宏旨，是滔滔大势，是泱泱大国的未来，而老百姓看的是称的准星，是菜市场上的三毛两毛的讨价还价，是油盐酱醋茶的今天与明天，是他家餐桌与我家灶台的比对。
点燃大争论的公司财务专家郎咸平(微博)瞬即成为“明星”，一开始却多少有些“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他说：“我不希望孤军奋战。”
郎咸平点燃的是民众不甘心做名义所有者的无奈以及自己的所有权被悄无声息而有大张旗鼓地被剥夺的愤怒。
当然，究竟是“有恒产者有恒心”，还是现代信托制度与职业经理人市场就能改变国企的现状？国外不少创业家的后代不直接参与管理，甚至连董事会都不再参加，这无疑是对职业经理人的信托，同时也是对规范的公司治理机制的信任。
这场争论的最终结局是，国资委从“从未反对管理层收购”到“不宜”到“大型企业不准搞管理层收购”。
但是，国企改革必须要面对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激进的、不规范的MBO行不通，或者说中小企业可行，国有大型企业行不通，必然要找到一条新的路径。这个路径既不是某些经济学家说的彻底的“国退民进”，也不能停留既往。
国资委就要承担出资人这样一个角色。这样一个角色与国外的投资基金类似，但是又很不一样。如果它是出资人，是股东代表，要派员参加董事会（甚至由于是大股东代表会指派人担当董事长），但是，它似乎又没有这样大的权力。李荣融有一句“不在状态就换人”名闻遐迩，但是能否实现，却未可知。国资委希望各个央企能建立起董事会、监事会等现代治理结构，强调外部董事的比例要超过一半。这就要求它要允许外部投资人进入央企，这外部投资人，包括战略投资者，还有它能平等地允许民营企业和民间投资人也进来吗？它应该设置高高的门槛吗？
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在21世纪头十年较为显著的变化是股权分置改革。它试图打破上市公式有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区别对待，改善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分散股权以强化市场对国企经营活动的约束和激励。
央企海外上市
2005年被不少观察人士称为“央企海外上市年”。这其间的战略意图是，国资委希望央企这些王牌部队能在国际竞争中和跨国公司有得一拼。
“中央企业改革的成果，美国的投资者首先享受到。同样，我们的企业也得到了进步。企业的公司治理以及管理，特别是风险管理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我们仍然鼓励中央企业在海内外上市。”李荣融说。国资委副主任邵宁也指出，海外上市以后，实际把海外成熟的、规范的资本市场引到大型国有企业里来，等于逼着企业加快改革、转换机制。
批判者相信这种逻辑和“市场换技术”不差毫厘，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将国企的垄断利润分拨给海外投资者，而垄断利润的根源则是国内消费者被切走的消费者剩余，同时国内投资者亦无法分享改革的成果。换言之，在国内上市，还多少有些循环的可能；而在国外上市，是在用国内消费者剩余为央企的制度进步支付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