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国务院的此次部署已经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比如明确要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规模和范围，对违反禁令的要严肃追究有关地方政府负责人及相关人员的责任，并相应扣减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等等。这些措施，都是对各地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权力约束”，即严格约束了他们手中的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和以权谋私。而更大的亮点在于，此次部署还同时明确，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涉及村庄撤并等方面的土地整治，必须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自主决定。这又是一种“权利确认”，即确认农村土地整治的自主权利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自身，农民群众拥有这一权利，各地政府部门和官员不能随意予以损害。
一方面加强“权力约束”，一方面重视“权利确认”，两者相辅相成，不同于一般单纯的行政禁令，即只对政府部门及其官员提要求而忽视对公众权利主张的保障，结果往往由于政令不畅而导致禁令难以落到实处。把“权力约束”和“权利确认”结合起来，就不仅要求权力自身严格自律、令行禁止，更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们拥有对抗权力违规不法行为的切实依据，以保障群众权利来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无疑可以使政令贯彻有更多的保障，使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整治的这一禁令更能落到实处。
当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无论是“权力约束”还是“权利确认”，都还需要有更为健全、具体的程序和渠道。就前者而言，究竟如何严禁违背农民意愿搞村庄撤并，如何追究违法违规的地方政府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还需要有更为明确、具体的操作规章，使政令的执行更具刚性；就后者而言，究竟如何保障农民主张自己的权利、在自己的权利遭遇侵犯时如何获得畅通的诉求与救济渠道，也需要有更为具体的措施，如是否应开通有效的举报电话、是否应更多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等等。对于一项好的政令来说，往往也是“细节决定成败”，“权力约束”和“权利确认”程序和渠道的完善决定依法行政、尊重农民意愿是否真正得到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