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中国政府在提出保增长的同时，将调结构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年初以来，接连推出了地方融资平台清理、房地产调控、部分商品出口退税优惠政策取消等措施，显示了中国政府调结构的决心。但是，政策的叠加效果正在逐渐显现，尤其是投资减速所带来的经济下滑引发了市场的担忧。
下半年，中国经济会以何种速度前行？调结构和保增长之间能否更加平衡？通胀预期是否仍将居高不下？财政和货币政策在总体基调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是否将进行微调？都成为目前市场关注的热点。
为此，本期金融圆桌特邀请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中信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分析师诸建芳、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共同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调控非一日之功
上半年出台的一系列措施，是否体现了政府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您认为这些政策对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能达到何种效果？
诸建芳：今年上半年包括货币信贷总量增速的控制、房地产调控、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优惠政策在内的政策的陆续出台，都体现了刺激性政策的退出，甚至紧缩，是调结构的体现。结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中国大体上需要10年时间来完成结构转型。结构转型的过程应该是首先拉动内需增长，分配结构改善，劳动力价格提高，最终消费率有较大提升；其次，产业优化升级，服务业占比提升，GDP能耗下降；最后，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化率大幅提升。
鲁政委：调整经济结构或者转变发展方式，对于中长期来说，显然是必须完成的一个转变。而就眼下来说，不能急功近利。既要避免局部的视野，也要避免以“对长期问题以短期化”的方式来求解，否则将加大经济的风险。
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化工业阶段，这决定了这些产业会在经济中占一个比较大的比重，减排要达到很低的程度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的减排目标达不到，也不能以关停的方式来强制达标。如果到今年第四季度完成不了，强行关停的话，会重现2008年下半年的情况，风险很大。
李迅雷：经济结构问题涉及多方面内容，我认为调结构主要体现为：外需向内需的转型，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向投资和消费平衡拉动，传统的高耗能产业为主体向新兴产业的转型，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上述政策措施主要目标在于消解经济增长的系统性风险，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当前之所以要力促结构调整，最关键的原因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劳动力、资源优势正逐渐丧失，因此，生产要素相对成本的变化本身要求结构调整，政策在这种转变中起一个引导和积极推动的作用。出口退税政策的取消有利于加速淘汰那些中国已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有利于从高代价的行业中解放出生产力。但房地产体量庞大，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仍将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总体来说，结构调整和转型很难一蹴而就，要观察到明显的变化，可能需要3-5年时间。
刘元春：这些是调结构的一部分。以房地产调控为例，房产新政的出台将使房地产市场按照“成交量下滑→价格下滑→房地产投资下滑”的路径进行调整。该调整周期将持续3-4个季度，并最终体现为固定投资的较大下滑，从而引发固定投资增速的快速回落。而地方投融资平台问题所引发的投融资平台的清理将有效遏制地方基础建设投资膨胀，从而有效遏制地方投资项目增长高居不下的态势。
但是也要注意到政策的局限性。由于总体供小于求的局面没有改变、深层次的制度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房产新政必须在持续稳定实施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改变房地产供不应求的局面，并缓慢出台制度性政策，因此政府不仅需要落实廉租房的建设、同时还必须放松对于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各种约束，房地产交易税等制度性改革宜渐进推动。
如何演绎调控“平衡术”
调结构和保增长之间是否是矛盾的？中国政府是否会为了实现调结构的目标，而选择放弃实现今年GDP高增长的目标？还是会为了保持GDP增速，而再次在结构调整的问题上动摇？
鲁政委：首先，我不同意“忍过三两年的低速增长，迫使结构进行调整，成功之后，中国将再次迎来一个良好的增长前景”的说法。因为结构调整是个长期的问题，对于长期的问题试图以短期的方式来求解，一定是不成功的。一个低速的经济增长，会给社会稳定带来问题。将没有推进结构转型的社会环境，同时由于增速过低，企业也没有多余的利润来为改进技术提供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过去看到的情况，恰恰是中国技术升级的速度和很多向好的方面转变最快的时候，都是我们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比较高的时候。
无论是经济结构调整，还是其他急迫性的问题，都要以经济保持平稳较快为前提。我不赞成中国单纯地为了短期内3-5年之内，尽快达到一个所谓的结构的目标，而放弃我们的经济增长的目标。假设今年经济是减速的，政策不调，投资不增加，明年为了保持在8%之上，可能会不得不再投，结构可能就会再次恶化。持续的状态其实是需要依靠经济逐步的转变的，而不是激进的，以大爆炸方式的来解决的。
刘元春：这并不矛盾。今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虽然延续2009年二季度以来的强劲反弹，许多指标都达到了同期高位，但是这种经济的反弹和复苏是建立在强劲的刺激性政策、强烈的基数效应、潜在产出短期损失、结构恶化以及动态平衡等因素之上，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严重依赖于刺激政策的延续、存货调整的回调以及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复苏，因而其增长态势具有短期性、脆弱性、多变性等特征。这种情况亟需调结构的政策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