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价格机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在竞争机制的基础上形成合理的价格机制，防止因垄断而造成的价格扭曲。价格机制的形成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节能环保领域，美国通过排放权交易，2005年实现了二氧化硫的排放减少了一半，节省费用超过1000亿美元，这不是靠行政命令，而是通过价格机制调整，借助于市场之手来发展新兴产业。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价格机制要发挥自身的效力，是通过利益分配机制作用的。
四是风险机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注意风险防范。由于该领域技术创新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相关企业和机构所需要的投入成本和风险程度都在增大，这就迫切需要新的风险机制的分担，包括进一步完善创业及投资风险机制、科技成果转化风险机制等。
政府该怎么“作为”？
呼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也不是说政府完全“撒手不管”。从国际经验看，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无可比拟。关键是清晰政府发挥作用的定位。
例如，巴西在发展乙醇燃料时，政府发挥了非常主动的作用，通过补贴、设置配额，推动产业发展；韩国在推动绿色新政时，就是由政府在早期给予法律、政策、资金等多方面的有力扶持，才破解了技术推广缓慢的瓶颈；美国政府采取各项措施，鼓励组建公私合营企业探索清洁煤技术的商业化模式，推动民间资本参与技术研发和利用，借此提高美国的创新活力。
但是，政府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时，必须明确自身的定位，才能有效地促进产业的快速发展。如若不然，则会阻碍产业的发展，甚至可能使其走上弯路，起到相反的作用。例如，日本通过制定和实施大型科研计划、建立政府与民间合作开发的体制、采取适当的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促进了产业的快速发展，但也因错选了技术发展方向而贻误了有关产业的发展时机。
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通过建立完善的机制来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
一是引导机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政府进行前期的培育引导。由于技术方向选择难度大、投资回收期长、风险相对较高，一般企业都不敢贸然对新兴产业进行投入。在此情况下，政府必须扮演先行者的角色，拿出一定的财政资金进行前期培育，进而推动社会资本特别是风险资本进入，形成多渠道的投融资体系。
二是协调机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政府进行总体的利益协调。由于涉及多技术、多业务、多部门和多地区的分工协作，价值链分布交错而伸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内部的利益之争正悄然升温。例如，两大部委围绕“生物育种”项目的审批权归属产生了意见分歧，双方都认为该职权属于自己。
另外，我国产学研脱节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相关机构之间的利益格局错综复杂，壁垒林立；另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也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这都需要政府做好仲裁者的角色，完善协调机制，理顺部门、地区、行业之间的关系，减少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和矛盾。
三是激励机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最关键的是要掌握关键技术，并将之成功地进行商业化应用，这就需要政府为创新提供各种有利条件，发挥激励的作用。如实施科研人员技术入股、研发人员持股、知识产权归属等激励措施，既要对产生重大技术突破的个人和团体予以物质和精神的奖励，也要对提出新的商业模式、盈利模式和组织模式的个人和团体予以奖励。
四是约束机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政府设立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少新兴产业在相当长时间内的市场容量是有限的，不是任何一个企业随便就能够进入的，如果不加约束，任由企业一哄而上，不仅资金被分散利用，不利于产业整体水平的提升，而且还有可能在新兴产业领域里出现新一轮产能过剩。例如，关于新能源汽车，国内已有40多家整车公司宣布成功研制纯电动轿车，数量远超过日本和美国，但其商业化之路还很长。因此，政府需要强化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的双重约束作用，发挥“看得见的手”的调控作用。
除此之外，政府还需要在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各类技术支撑，尽管政府不是技术研发的主体，不需要关心过多的技术细节，但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究和共性研究等，还是需要由政府投入一定的资金来组织有关机构进行攻关。
二是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我国兴起的时间较短，国内还没有形成一个全面的认识，也需要政府组织有关机构进行软科学研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内涵、原则、产业布局、关键技术、制度设计、综合评价等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及时将相关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以帮助企业进行决策。只有将一“硬”一“软”相结合，政府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系中国科技部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