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监控手段，强化监管协作，加大现场检查力度，主动发现案件线索，及时调查处理，对基金经理建‘老鼠仓’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该负责人说。
这意味着，本次监管风暴调查的范围可能更广，最终涉及人数可能更多。
在三位被查基金经理中，刘海管理的基金操作颇有“独立性”。
公开资料显示，刘海199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金融与财务专业，曾就职于深圳发展银行总行任债券交易员。2005年6月进入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撤换前同时担任“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和“长城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从经历看，股票投资并不是他最擅长的。其管理的两只基金契约中，仅有长城稳健增利基金规定“部分基金资产可适度参与二级市场权益类金融工具投资”。
自2008年8月27日长城稳健增利基金设立，他就开始就担任此基金经理。2008年年报显示，其持有的股票市值为44万元，但其后就一路追加，2009年一季度末持股市值为2363万元，占基金总资产7.24％，2009年中报持股市值增至3066万元，占基金总资产达16.8％。他最为青睐的是金融保险股，中报中中国太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信证券和海通证券的持股市值就达到了1825万元。
而刘海于2009年9月21日离职，离职7个交易日后即2009年三季度结束。根据该基金2009年三季报显示，其权益类投资仅剩4万元，占基金总资产比例仅为0.03％，所持有品种为两只通过一级市场申购的未上市新股。这跟刘海之前的风格“判若两人”。
而韩刚在公司内部已是投资部门的中层，话事权甚大。曾任国信证券研究中心研究员。2001年7月进入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研究员、长城久恒基金经理、长城久富基金经理、基金管理部副总经理、研究部副总经理。
涂强则算是资本市场的“老人”，在基金业也算资深人士。他曾任职于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历任投资部投资经理、资产管理部投资经理、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等职务。2005 年3 月加入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但两人在任职期间所管理的基金业绩并不突出。
韩刚是从长城久富基金经理的任上离职的，万得资讯数据显示，从2009年1月6日任职到9月21日离职，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为18.174％，在所有开放式基金中位居207位。同期业绩增长最好的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达到79.97％。
涂强是从景顺长城鼎益基金基金经理的任上离职的，万得数据显示，从2009年3月17日任职到9月18日离职，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为7.96％，在所有开放式基金中位居278位。同期净值增长最快的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达到48.87％。
虽然3人被查细节仍未全面公开，但业内人士却更急迫知道另一个结果——如果调查成果成立，这会否成为公募基金行业首批接受刑事处罚的案例。
这源于今年2月28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带来的悬念。
在该修正案前，对于基金经理的处罚从未上升至刑事层面。同时由于法律体系在“老鼠仓”民事救济上的“完全缺乏”，还未有成功的针对老鼠仓诉讼案例。迄今，绝大多数的“老鼠仓”处罚都是行政层面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及市场禁入等。
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宋一欣表示，“老鼠仓”和内幕交易对应不同的法律规定，法律认定和处罚也大有不同。“区分这两种行为的一个主要标准在于，非法交易利用的是来自上市公司的信息，还是利用金融机构内的信息。”前者是《证券法》认定的内幕交易，后者则是“老鼠仓”，一个民间概念，在法律体系上并不存在。
而《刑法修正案（七）》中，将刑法第180条第一款修改为“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
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合伙人宣伟华表示，按照这个规定，对基金“老鼠仓”的界定是“两个先于”，即先于有关联的基金建仓之前买入，先于有关联的基金之前卖出，并从中获益。
“对老鼠仓的处罚不外乎三个层次”，宣伟华表示，即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民事处罚。按照《刑法修正案（七）》，“老鼠仓”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至于本次调查如何定性、如何处罚，法律界人士也做了分析。
宣伟华认为，这要视其性质是否严重、交易金额和获取的非法收益多少。宋一欣补充说，要看其交易行为是在法律实施之前还是之后。“如果在之后有交易，就要受到新法的管辖。”
在修正案实施后因老鼠仓受证监会行政处罚的还有一人，即原融通基金的基金经理张野，6月19日，中国证监会对其作出“没收违法所得229.5万元、并处400万罚款”的行政处罚，同时处以终身市场禁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