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学专家则认为，中国对调查行业的态度还有更为深层的顾虑。他介绍，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体制实行双轨制，也就是说，除司法部门对案件进行调查外，控辩双方律师还可以进行调查取证。这中间，允许私人侦探力量介入。而中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司法体制实行单轨制，刑事调查只能由国家公安部门进行。而“侦查权”，是属国家公共部门所独有的权利。
私力救济应有生存空间
无论基于怎样的理由，事实上越来越庞大的调查业已经走到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临界点，而相关部门也逐步正视这一问题。2004年4月26日，重庆著名“打假斗士”、中国民间调查业的先驱者叶光，在自己的办公室迎来了两位意外的访客，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二支队的警官。他们此行正是奉命对私人调查服务机构进行调研。摆在叶光面前的一份名为《重庆市公安局关于对私人调查服务机构基本情况的调研问卷》上，不仅列举了一般性问题，还有市场认可度、社会评价、发展趋势等“软性问题”。叶光注意到，这份问卷使用的提法是“调研”而非“调查”。深谙中国调查业的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份问卷释放出的，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息。叶光愿意将此理解为长期处在地下状态的调查业，有望见光的信号。而负责调研的重庆市治安总队二支队负责人当时也对叶光坦然表示：“应该有着手进行规范管理的意图。”
事实上，这是当年国家公安部3月份部署的一次全国性对私人调查服务机构的调研，全国10个省市被纳入调研范围，重庆只是其中之一。在此之后的2006年，公安部再次在全国10省市启动对私人调查服务机构的调研。两次调研，两次希望，尽管最终没有迎来任何结论，但所有的调查业人士都坚信：坚冰正在融化。有一种担忧永远存在，那就是作为公权部门的国家公、检、法系统虽然有特殊的权力，但法律严格要求其在办案过程中必须与当事人保持绝对距离，不得发生任何经济上的往来。而私人调查却是以逐利为目的，它可以在收取报酬后根据当事人的利益要求，为客户提供相对专业的调查取证服务。其前提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毕竟，公力救济犹如阳光普照众生，而私力救济则如灯火，照亮每一个微小的个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可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邦德到下之后，如何规范好这个行业，当是相关部门亟须认真对待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