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债赚到第一桶金
1997年是重庆一个时代的开端。直辖，使整座城市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亢奋中。直辖利好带来的大量人流、物流、资金流滚滚而来，各种公司和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给这个原本偏居西南边陲的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机遇。
邦德在苦撑多年后，终于也借着这个机遇，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发展春天”。那一年，邦德开始实行“会员制”，即将各种公司、企业纳为会员单位，接受会员单位对某些“公司安全、员工安全”的调查。而这些业务，概括起来只有两个字：讨债。
当时重庆“讨债界”的手法，多是靠拳头完成。一个小范围流传的经典段子是，一伙讨债人将债务人拖到歌乐山上“埋”了，泥土淹至脖子，还是拿不出钱，只好放弃，拔土放人。颇有快意恩仇的江湖味道。
这个不知是早有预谋还是偶然闪现的商业灵光，最终竟然一举扭转了邦德5年来的窘境。按照当时邦德负责人在一次私下场合的含蓄说法，“这时候，邦德的业务量开始可以持平了”。对于此言，一位同时代的商务调查业内人士解读为：“应该赚到了第一桶金”。
无法判断邦德是否在那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赚到了第一桶金，但一个可以作为参照的例子是，1992年，当重庆一位私人侦探的第一笔业务，在壮着胆子开出2000元价码之后，此后就再也没有人开过如此低的价格。而对于开拓了业务新大陆的邦德而言，这样激动人心的时代，一直持续到了2001年。
邦德元年 中国讨债行业“ 江湖老大”出世
小平头、黑西装、墨镜……邦德人的标准扮相昭显着他们的“业务范围”
“王者气象”
2001年成为另一个开端。这一年，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打黑”行动正式开始。
重庆层面上，震惊全国的“白云湖案”告破，王渝男黑恶势力团伙覆灭；另一个黑恶团伙———制造了朝千隧道枪战的“江湖大哥”王平的标准照，也被贴到了公安部刚刚开通的A级通缉犯公布栏。
“二王”的覆灭，验证了后来在重庆警方公布的67名黑恶团伙首犯及骨干分子中，排名第三的黑老大陈坤志的一句名言“黑社会很低级”。这一年，打打杀杀的“低级黑社会”在重庆退隐江湖。
邦德公司，正是从这一年起，进入了重庆主流舆论的视野。2001年3月，重庆市邦德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正式注册。其时，调查行业的季节仍在寒冬。1993年公安部出台的91号文《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仍如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每一个在地下潜行的侦探、调查公司头顶。
不过，邦德公司的3位神秘股东，不知出于怎样的考量，认为创办一家“商务信息调查事务所”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出资50万元实现了这一考量。在地下潜行了9年之久的邦德，终于积聚了足够的能量，破冰而出。
邦德公司，站到了一个新的节点。以至于此后他们对外将2001年称之为“邦德元年”，避而不谈其长达9年的地下潜行。
就如每一次007出场都会引起一阵旋风一样，甫一成立的邦德公司，就显露出了绝对与众不同的特质。
彼时，在公安部1993年91号文的高压下，众多的所谓调查机构，仍处在“打一枪就跑”的地下游击战状态。但邦德公司不仅高调成立公司，还敢于公开自己的企业文化“忠义、团结、专业、开拓”。这些颇能激发豪情的宣言，随后通过遍布重庆的“卡娃”散发到了主城各个角落。那时甚至连在公交车站等车时，都能看到这些热血沸腾的豪言。
曾在重庆、贵州等地的调查、侦探行业摸爬滚打了近十年的一位国内知名“私人调查业者”，在邦德被查封之前，一直搞不懂邦德公司究竟是靠什么赚钱的。因为这个邦德公司自2001年正式注册后就不屑地表示，自己不接受婚外情、抓二奶等私人隐私性调查。
“不靠这个靠什么？”这位“大侦探”曾一度断言，所谓的“商业调查”迟早会拖垮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点莫名其妙的公司。不过事实却给了这个自认“逻辑思维很不错”的“大侦探”当头一棒。邦德公司正式注册不到两个月，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招兵买马。理由非常简单，“公司业务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急需各类人才”。
刚刚初创的邦德公司那时就已经颇具“王者之相”，声称自己是“中国西部大型的调查机构”。而事实上，没过多久，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邦德的“王者之相”，还体现在他们的招聘程序上。在招聘启事中，邦德对招聘对象不提任何条件，为招聘人员开出的薪酬条件，只有两个字：“面议”。当然，这面议不是一般皮包公司的寒碜“面议”，这一点，从邦德员工身上那一套套名牌黑西装上，就可以洞察无误。
邦德公司前某位负责人，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的。此人的履历极其简单：1970年代生人，1988年加入重庆警界，从警13年。2001年5月进入邦德后，最初职务是调查员助理———2002年底，他扶摇直上，成为邦德公司总经理。
讨债大业
由地下转入地上的邦德，突然之间发现，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眼花缭乱的新世界。
重庆直辖后到2000年底时，随着国企脱困、老工业基地振兴、西部大开发的进行，重庆国内生产总值已逼近老牌直辖市天津，其差距只有区区50亿元。一系列的信号强烈地表明，这个直辖市的经济开始驶入了快车道。
对重庆而言，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也是隐忧初露的开端。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伴随西部大开发，必然会出现新一轮的人财物大流动，社会管理、控制和防范机制跟不上，社会治安随之也将出现新的情况、新的特点。”
下决心与旅馆、窗户、床、二奶这些低级调查划清界限的邦德，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据说，最初激发邦德下定决心向商务调查转向的，是当年媒体披露的一个调查结果———有调查显示，当时中国每年商业合同的实际履约率不到30%，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