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曾作出明确规定要求成员国将GDP的2%作为军费开支。在近年来日益严峻的欧洲经济形势面前，只有英国和希腊还在坚持这一基准：法国未来五年的军费开支将仅占GDP的1.3%，德国也已宣布大幅度削减军费开支。而作为美国大西洋战略的主要支柱，英国在卡梅伦政府的领导下也开始了削减军费开支的进程。据估计，英国的军费开支在2016-2017财年将削减到GDP的1.85%；哪怕是最乐观的估计，即英国政府每年增加40亿英镑的军费投入，总开支在2019年也将削减到GDP的1.75%。
英国不断削减的军费开支与美国对其的期待背道而驰——奥巴马不止一次强调英国的国防和军队维持高水平对于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意义：一方面，英国在欧洲可以有效遏制俄罗斯的扩张意图，这在后乌克兰危机时代的欧洲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美国希望英国可以参与其主导的针对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例如对利比亚、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为其他盟友带来示范效应。如果英国的军费开支继续保持削减势头，奥巴马的算盘恐怕是要落空了。事实上，英国已经不再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2013年英国下议院否决了空袭叙利亚的提案，英国在利比亚也并没有积极的军事参与。在乌克兰危机面前，英国并没有像德国、法国一样积极地从中斡旋。
英美关系早不似从前那般牢不可破
军费开支的削减和对外政策的变化实际反映了战后英国自身定位的不断变化。1948年，英国首相丘吉尔以“三环外交”定义了英国的战后外交关系：第一环是包括英国在内的英联邦国家，第二环是以美国为首的英语世界，第三环包括联合起来的欧洲诸国。在这其中，英国与美国承担“轴”的作用，是战后世界秩序的两大支点。丘吉尔期待利用美国实现欧洲均势，恢复英国的大国地位。然而这样的外交政策或多或少有些“一厢情愿”——虽然英国在一个世纪以前还是“日不落帝国”、世界的中心，但在两次世界大战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已经退居二线，是欧洲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全球性的大国。因此，布莱尔继承“三环外交”提出的“桥梁外交”，即英国作为美国和欧洲的桥梁，在伊拉克战争遇到了滑铁卢：当欧洲其他主要国家反对出兵伊拉克时，英国难以协调自身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
后布莱尔时代，英国开始了外交政策的转型，外相米利班德提出了“全球中心”的外交政策，将英国塑造成一个全球思想的领袖、各国共同利益的追求者，不再唯意识形态论，而是关注切实的利益。在卡梅伦时代，这一政策被升华为“关联世界”——新时代的英国领导人不再有丘吉尔那一代人的大国责任感和使命感，相较于飘渺的国际影响力，他们更加关注的是本国经济发展、控制政府开支。因而在外交政策层面，他们更加注重商业与贸易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以扩大对外贸易推动英国经济的增长，更注重通过外交政策维持英国的繁荣与稳定，为人民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医疗、养老服务，为英国的人民塑造一个繁荣的未来。
英美关系早不似从前那般牢不可破
基于这样的视角和外交政策，英国在未来可能不再是美国处处可以依靠的、绝对值得信赖的全天候盟友——虽然英美仍然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但是在选民和选票面前，英国的领袖恐怕也只能和美国“同床异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