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朱德因病情加重，被送入北京医院治疗。
这时，秘书尹庆民与朱家商量，想利用朱德住院这个机会把他的浴室给改造一下。原来，新六所的卧室没有卫生间，进进出出很不方便，中办知道后，便曾想把这里改造一下，可是朱德说什么也不同意：“我们一进城，盖了些高大的楼房，但现在好多老百姓都还没有房子住，人口发展比房子发展快得多。像我这样的干部，你们不能光说照顾我年岁大了不方便，还要看到我岁数大了做不了多少事了。这样的房子对我来说就不错了，我们国家还很穷，为我，就不要花过多的钱了！”
中办管理局副局长李维信见朱德不同意，就反复解释说只作一次正常的维修，不是改造，如果不及时维修，将来坏了，损失可就大了。
听李维信这么一说，朱德这才勉强同意。于是，利用他一次去北戴河的机会，中办管理局将房子给“维修”了一下，将朱德的办公室改成了卫生间与卧室相连，又将餐厅改成了办公室，并在院子里扩建了一个新餐厅及一个理发室。
当朱德一回家，看到自己的“生活”彻底变了样，非常生气，反复批评秘书和工作人员：“这是改建么？！你们这是跟我搞策略，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
然而生气归生气，木已成舟，只得勉强接受。但这一次改造留下的惟一遗憾就是卫生间的澡盆是按当时市场的标准尺寸做成的，盆的边沿比较高，而且地面的瓷砖也特别滑，没有考虑到一个老人使用它的实际情况。以至在以后的几年中，朱德每次的洗澡便成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必须在两三个人的帮助下才能顺利完成洗浴。
这次朱德住院了，秘书抓住这个时机赶紧向中办管理局协商加班加点地将浴室进行了改造。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最终老人一天也没有享受过。
几天后，朱德的病情稍有缓解。当时，天气很热，病房在四楼，没有空调，把房门、窗门全部打开同样燥热。康克清想为他争取调整一下病房，可是他说什么也不同意：“进到医院来，一切听从医院安排。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
但进入7月后，他的病情又再次加重，多种病症并发，医生说“心脏衰竭、糖尿病严重、心肌也有问题”，又增加了肠胃炎等，高烧一直不退。
接着组织会诊，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同时，成立了以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为组长的医疗组。时任卫生部长的刘湘屏是组员，同江青关系密切，尽管每天都来看望一次朱德，但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刘湘屏问负责朱德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
7月1日，朱德把秘书叫到床前，问道：“今天是党的生日，报纸该发表了社论了吧！念给我听听。”之后，又提出要给他念书、念文件。秘书为了让他能安静休息一会儿，只好含着热泪悄悄地躲到别的房间去了。于是，朱德又断断续续地发出轻微的声音：“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每一个在场的人无不感动万分，无不泪流满面，一起发出哽咽的声音。
在病榻上与病魔搏斗的朱德得知毛泽东因心脏病发作处于昏迷状态时，焦虑万分，特别嘱咐医疗组的医生们快到主席那里去。医生们尽力劝慰他，因为他的病情也很令人担忧。
朱德住院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委托他的女儿“几乎每天打电话到医院，询问朱老总的病情”。邓颖超、聂荣臻、李先念等纷纷前往医院探望朱德。在病榻上，朱德同看望他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了最后一次谈话。他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不知是谁，把一盆兰花悄悄地摆放在朱德的病房里。当他看到兰花时，脸上漾起一种少有的安详与满足。
7月4日，朱敏突然听到父亲在大声呼喊自己的名字，便从隔壁房间跑过来。朱德紧紧地拉着女儿的手，瞪大眼睛望着女儿，张了好几次嘴想说什么可又说不出来。泪水簌簌往下流的朱敏，此时俯下身子在父亲的耳边轻轻地说：“爹爹，您别讲了，我明白您的意思，要我们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您放心好了。”听到朱敏这些话，朱德露出了欣慰的神态。
7月5日，朱德的病情急剧恶化。他看到站在病床前的李先念、聂荣臻、王震、邓颖超、蔡畅等这些风雨同舟几十年的老同志时，嘴唇翕动着，想和他们说话，但张了嘴却没有发出声来。他努力地要抬起右臂和他们握手，却终于没有抬起来。看着当年驰骋疆场、威震敌胆的总司令被病魔折磨得如此虚弱，在场的老将帅、大姐们都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