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骄横地翻翻眼皮：“这有什么不好？难道总理去世了，把我也要折磨死！”
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朱德一路上都在掉泪，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子。回来后，他一句话不说，不思茶饭。
周恩来的追悼会就要举行，秘书见朱德悲痛过度，连续几天彻夜不眠，身体特别虚弱，怕他撑不住，就征求他的意见：“去不去参加？”他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马上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可是，就在要上车出发的时候，朱德却两腿软得厉害，怎么也站不起来了。这使他非常不安，坐在沙发上难过地叹气：“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
猛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连忙吩咐说：“快把电视机打开！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电视机打开了，朱德怀着对老战友的哀思，随着低回的哀乐，眼含泪花，送走了那系着黑纱的灵车……周恩来的逝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震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满的花圈、挽联、悼词……不仅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失去这位卓越领导人的悲痛与怀念，而且反映了人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焦虑心情。这年清明节前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
当时，外面谣言四起，传说纷纭。广播里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黑后台”，朱德对此不屑一顾，他轻声地问康克清：“你知道小平同志住在哪里吗？”康克清摇摇头，朱德说：“现在，他连自由都没有，他出得来吗？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碰到鬼了！”
朱德有一次同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谈话，针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愤慨地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一年前，朱德每天都要在万寿路的大院里转上三大圈，吃完早饭围着院子转一大圈，吃完中饭转一大圈，吃完晚饭再转一大圈，然后才休息。除了这种散步活动，他几十年来自己“发明”的那套健身操也天天做，几乎风雨无阻。可是到了1976年后，这健身操渐渐做不了了，散步也渐渐由三大圈变成了三小圈，后来又变成了一小圈，直到最后除了那做操的口哨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大大地简化了。
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借机大肆镇压革命群众，使国家局势变得很复杂，国民经济遭到更严重的破坏。朱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不顾身体虚弱，带病坚持工作，每天早起晚睡，自己给自己加大了工作量。康克清多次劝他注意身体，但他每次都说：“毛主席身体不好，恩来也不在了，现在，我要尽最大努力支持华国锋维持局面。”
1976年的分分秒秒，对于朱德都是那么宝贵。他好像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不听劝告地拼命地工作。从2月到7月初去世，5个月中，他会见外宾18次，找人谈话3次，其中一次还是亲自去中央党校看望老教授成仿吾。
5月18日，成仿吾将新译的《共产党宣言》送给朱德提意见，朱德19日收到这本非常熟悉的马列主义经典着作，20日就把大字逐字逐句认真地看了一遍，小字由秘书念着听。然后，他提出要去党校看成仿吾。身边工作人员劝阻：“您老人家年纪这么大了，还是把成仿吾接来谈谈吧！”朱德不同意：“为什么要让人家来看我呢？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还是我去看他吧！”
5月21日早晨，成仿吾接到朱德秘书的电话，说是朱委员长要来看他。成仿吾推辞说不行，应该他去看望委员长。但朱德坚持要去。这样，90高龄的朱德专程来到中央党校成仿吾的宿舍。
朱德鼓励成仿吾：“这个新译本很好，没有倒装句，好懂。这对学习普及马克思主义很重要。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朱德还详细了解了成仿吾的工作情况。当成仿吾问到朱德的健康情况时，他回答：“中央对我照顾得好，消化情况不坏。”
临别，朱德嘱咐成仿吾：“工作一定要跟上形势，要保重身体。我们队伍中老同志不多了。” 成仿吾陪着朱德坐车绕着校园看了一下，便握手告别。成仿吾没有想到仅一个多月后，朱德就与世长辞。
6月21日上午，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朱德要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早晨，朱德起床后，感到身体不太舒服。家人劝他立刻休息，不要再工作了。朱德听后摇了摇头：“这是党安排的工作，我怎么能因为身体不好而随便不去了呢？”
吃了药，他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踏进大会堂，来到预定的会见地点——迎宾厅时，却没有往日那种迎宾的气氛。原来，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的时间推迟了，而竟然没有事先告知委员长。
正是盛夏季节，北京城里骄阳似火，燥热得炙人。由于不知马尔科姆·弗雷泽何时来到，朱德只好在人民大会堂里一间放有冷气的房间里静静地等候。
不知不觉，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迎宾厅的气氛变了。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的车队缓缓驶进大会堂……回到家中，朱德便感到身体不舒服，有些咳嗽，伴有低烧。经医生诊断，是患了感冒。到了25日晚上，又出现了腹泻，医生建议立即住院治疗。朱德想到次日要会见外宾，坚持说：“不要紧，等明天我会见了外宾，再去住院也不晚。”因为身体不适，他没有再接见外宾，外事部门对会见上有关安排做了调整。
